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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华溥时事评论:为何疫情越轻的地区复工情况越滞后

作者:中天华溥来源:华溥咨询时间:2020-02-25

 随着疫情的渐趋平稳,社会舆论的割裂现象越来越明显,在疫情严重时一边倒的赞成封城、推迟开工开学、要求政府采取强力管控措施的舆论,已经有一部分转向呼吁企业尽快复工、恢复生产的要求。一些相关的自媒体发布的例如《一刀切的疫情管控措施就是懒政》等文章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与热捧,难以想象这类文章在疫情爆发的初期能否得到网民的认可。

在全国除湖北地区复工的呼声日渐升高的阶段,各地开始在舆论的配合下有序的复工、恢复生产,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复工幅度最快的地区,也就是疫情防控解禁越彻底的地区。但是在复工中我们却看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越是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比如广东、浙江等地复工率越高,越是疫情比较轻的地区,比如天津复工率越低。在222日有一张全国各区域复工地图可以清晰的看到这种明显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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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疫情比较严重的广东、浙江、山东等地区复工率基本都超过了70%,而疫情相对比较轻的天津反而复工率只有16.5%,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情况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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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日部分地区疫情地图

本应是疫情较轻的地区优先复工,继而采取较宽松的疫情防控措施;疫情较重的地区推迟复工,继而采取较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但现实为何会出现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呢?我想应该是基于以下理由:

一,疫情较轻是严格防控的结果,而不是疫情较轻是取消防控的原因

这个理由听起来比较拗口,但是仔细想一下也不难明白。如果解释起来就是:正是由于采取了严格的防控举措才是疫情较轻的基本原因,而也正是因为一直执行严格的防控举措,才使得疫情没有大规模爆发。比如天津在大城市中属于疫情较轻的区域,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天津是各大城市最早实施一级响应的城市。早在大年三十(124日),天津市政府就启动了一级防控举措,这不仅远远走在了全国各大城市前列,甚至走在了疫情爆发中心武汉的前边。也许正是这种果断的举措,才是天津市疫情一直控制的比较好的原因,若不是天津宝坻区百货大楼的60个病例,偌大一个天津市估计只有六七十个病例,这个数字相对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甚至一些二线城市都要少得多,确实令人惊讶。

正是在尝到了这种甜头的基础上,天津市持续实施严格的疫情防控举措,对复工企业采取严格的审查程序,对外地来津人员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是有其理论基础的。所以,疫情最轻的天津,反而复工率最低也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

二,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心理

正是前期疫情防控举措得当被认为是天津疫情较轻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天津市更为重视通过加强防控保持这种状态。虽然目前全国的疫情蔓延得到了较好的控制,特别是湖北之外地区的每日新增病例已经降到了不到20人的水平,但是仍然没有达到可以放松的地步,这无论是从专家的表态,还是舆论的宣传层面都能清晰的表达出来。

既然已经严格了一个月的时间,也许再挺几天疫情传播的风险就要全部解除了,为什么就不能再坚持这几天呢?行百里者半九十,如果仅仅是因为最后几天的放松,而使之前一个月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是不是有些得不偿失呢?也许正是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天津市的决策者才会狠下心来宁愿损失几天提早复工的时间,也不能倒在胜利的前一刻。

三,地方政府对政绩判断的心理

由于地方主官都背负着政绩的压力,因此政策制定者如何判断政绩的态度,也会影响着对地区复工的政策决策。我们还拿天津市来举例子,天津市这几年的经济状况并不太好,尤其是2019年不但没有增长,还核减掉了几千亿的GDP,这也使天津在全国城市经济排名一直落到了第十位左右的水平,应该说,这个水平与天津直辖市的地位是严重不符的。

经济水平客观上反映着居民的生活水平与幸福指数,这也是和谐社会地方主官政绩的主要指标,但这种幸福指数又不会严格对等经济水平,与其他因素也存在较密切的关系,比如污染水平等。那么在天津地区经济增长乏力,短期内难现谷底反弹的预期之后,如何做出政绩就是地方主官的主要决策依据。

而恰恰是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天津市防控得力,一直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全国人民一直表达着对天津的崇敬,这是已经久离聚光灯下的天津市难得的一次露脸的机会,这也一定会在年度对区域主官政绩评定中占据重要的比重。经济乏力难见上行机会、疫情防控得力凸显执政水平,也许恰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天津市才会祭出暂放经济、紧抓疫情的政策选项,从而也成为了全国复工率最低的区域。

而疫情爆发严重的广东、浙江、山东也许就没有这种心理包袱,这些经济强省想着反正在疫情防控上已经棋失一招,此时就没有必要瞻前顾后了,直接拿经济找齐也能够在年底的业绩评定时力挽狂澜。况且即便是复工后会部分带来疫情的局部突发风险,但是既然有湖北这个超级大户对比,最坏还能坏到哪里去。

四,决策过程是一种权衡的选择

以上的分析只是我个人从自己的逻辑判断展开的复盘,未必准确。但是我想说的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所有的组织决策都是一种权衡的选择,综合各种影响因素做出的决策未必能够让各方面都满意,但是总是一种无奈的最优选择。这里面需要指出的是,其中的不同仅仅存在于决策者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为这些因素赋予的不同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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