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大洋彼岸的章莹颖失踪案牵动着许多国人的心，不仅仅因为章莹颖在国内的身份是北大美女高材生，更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由于章莹颖的失踪以及由此推断出的可能遇害的结果，国内部分舆论对亲西方主义进行了反攻，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恰在中国传统文化重树自信的时期，章莹颖一案的发生部分揭露了国内以往过度美化西方的事实，塑造了良好的国内社会发展环境，这本来是一个具有样本意义的案例。
但是，在此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反西方的声音与论调，认为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处理章莹颖一案时明显乏力，缺乏有效的手段与方法，其办案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抵消了，反映了美国现代社会体制存在的痼疾，从而得出未来美国必然走向衰落的结论。
这一论断应该是利用了国内亲西方舆论中唱衰中国、美化西方体制的弱点，利用章莹颖一案对这一亲西方舆论进行了有力反击。作为一名民族主义者，在看到这一问题所导出的结论时自然感觉大快人心，但是在冷静下来之后，却觉得如果我们过度炒作此种思想，可能会带来过犹不及的结果，尤其是中国司法改革恰恰处于关键时期更是如此。
1.应该说，由于之前发生的一系列司法问题，中国的司法改革已经具备了最初的推动力量，特别是去年轰动一时的雷洋一案以及后来的“辱母刺凶”一案，更是对现行司法体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为了应付雷洋一案中警察过度执法可能给公民带来的伤害，司法部门在高层以及舆论的压力下，对警察执行公务的程序、标准作出了重新的修改，以此来规范警方作业。仅仅由于一个案件就带来了如此后果，可见本案在社会中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警察过度执法可能给公民带来伤害在雷洋一案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由于处置措施不当使一件影响有限的治安扫黄案件变成了名校毕业生不正常死亡案件，其对警方的公信力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在自媒体、互联网等领域高度发达的时代，此事所产生的影响迅速发酵，从而反过来推动了国内司法改革向前走了一大步。应该说，这是中国司法改革的幸事、是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幸事、是中国公民安居乐业的幸事，也是舆论界推动司法变革的重大成就。
这种进步的取得并非朝夕易事，必须在国家管制处于宽松时刻、国内矛盾相对较多、高层对国内矛盾相对关注、同时由于一件突发事件，伴随舆论的推动方始能够实现，应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历史机遇。但是如果仅仅由于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章莹颖一案中办案效率低下，来抬高国内警方办案高效率的形象，从而为刚刚起步的对警方执法规范性的改革创造障碍，那就实在是得不偿失了。
2.作为国家的暴力机关，警方相对于公民一直处于优势地位，具备了合法暴力手段的警方权力如果没有有效的制约手段，往往会为了达到某些目的损害守法公民的正当权利。这在社会管制相对紧张的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公民权利的意识尚未完全觉醒，作为国家正义象征的司法公安部门在舆论的塑造下虽然保护了社会的平安稳定，但是也产生了不少的暴力执法、冤假错案，这种情况已经在后来得到了多方的验证。
即便直到前些年，在重大刑事案件限时破案的压力下，警方在技术手段有限的情况下不得不对嫌疑人采取某些强制手段，其中会有部分的无辜守法公民在刑讯逼供之下被迫伏法认罪，造成了冤假错案。即便到后来许多被错判的人会得到平反昭雪，并得到了国家的经济赔偿，但是一个人的青春年华也就此付诸东流，并且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为了给一个受害人一个交代，造成另一个无辜者的受害，正是未来国内执法部门需要改革的重点方向。
3.在西方的司法体制中，对公民权的保护恰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由于对警方的执法手段限制过多，往往会造成老谋深算的嫌疑人逃脱警方的制裁，从而逍遥法外，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发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辛普森杀妻案。这种对公民权的过度保护不仅仅体现在司法领域，在社会的其他领域表现的同样明显，这也是西方国家社会效率偏低、发展较为缓慢的基本原因，也是国内民族主义者攻击西方社会体制的重要理由。
我不赞成西方对公民个人过度保护的社会体制，因为对一个人的过度保护也许会伤害大多数其他公民的利益。但是由此任由国家管理者利用暴力机关任意损害公民的利益也不可取，中国这种相对集权的社会管理体制当以西方对权力限制的管理体制为方向，逐渐进行改革。但是此改革并非要与西方的管理体制全部接轨，而是要在中西之间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之处，既能保护到公民的自身权益，又能使社会效率不受到损失。当然，其中的拿捏程度很难把握，只有我们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不断尝试、不断摸索，才能达到一个相对较佳的位置。
因此，在这一司法改革推进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出现类似的舆论反扑，让好不容易才开始的改革进程戛然而止。章莹颖一案虽然发生在美国，但是对于中国司法改革的推进却不无影响，之前国内发生的雷洋一案起到了推动司法改革的作用，我们希望高层不要因为章莹颖一案所带来的舆论影响，让此次起步艰难的司法改革中途夭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