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二次建国”这个话题应该很少，至少我是没有具体的听过或者看过，至于为什么会提出“二次建国”这个话题，完全是因为一时的灵感所至。当然，对于历史专业者来看，这种提法本身就很幼稚可笑，在这里只是暂且作为我个人自言自语的一种形式。
我们谈起“二次建国”这个话题，仍然是以中国历史上承祚时间较久的朝代作为讨论的基本蓝本，看一看改朝换代时期，一个社会从动荡、社会秩序崩坏到走向稳定、社会秩序重建所要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何每个朝代的面临的风险不尽相同，以及为何会出现不同的风险处理措施。
壹．什么是“二次建国”？
在讨论“二次建国”之前，我们先要定义一下我们对“二次建国”的界定。
由于中国古代是家天下的执政方式，所以当旧王朝被推翻、新王朝建立之后，新王朝是否还存在被继续被推翻的风险，或者说新的“家天下”会不会马上就被另一个新的“家天下”所取代。如果存在这种风险，或者是已经经历了这种风险行为，新的王朝建立者通过一系列行为稳固住刚刚取得的政权合法性，击败新的竞争者，这就是“二次建国”的过程。
另外，我们认为“二次建国”是以“一姓”的家天下是否被取代为标志，在同一家族内部的兄弟之争，我们不认为是“二次建国”，或者说是不纳入到本次讨论的范围。比如北宋初期，赵光义利用“斧声烛影”取代北宋第一代皇帝赵匡胤，我们就不能认为是北宋“二次建国”的失败，而只能认为是在一姓之内的皇权继承问题，这种事情不仅在建国初期，在建国中后期也时常发生，纳入本次讨论并无意义。
下面我就来回顾一下，中国古代到底有哪些著名的“二次建国”活动。
贰.盘点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二次建国”
西汉：刘邦与功臣集团争夺政权的“二次建国”
从公元前202—公元8年，西汉享国200多年，除了前期的文景之治，还有武帝的北击匈奴，是中国版图扩张比较明显的一个朝代。可以说，西汉是文治武功都比较令人瞩目的一个朝代，同时由于东汉也与西汉共称汉朝，所以两汉享国400年，也是三代之后享国最久的一个朝代。
在经过秦末农民战争、楚汉战争之后，刘邦成了两汉的第一代帝王，从前202年登基到公元前195年驾崩，刘邦在位的七年中，都在为汉朝的“二次建国”而奋斗。
从项羽兵败乌江，刘邦迁都长安之后，功臣集团的威胁就一直萦绕着刘邦，先是燕王臧荼背叛，再到将汉初三杰之首的“楚王”韩信用阴谋逮捕到朝廷，降为淮阴侯，同时趁着刘邦帅军征讨代地（山西与河北的北部）时，假吕后之手诬杀了韩信。
韩信之死对楚汉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另外两位功臣产生了巨大的震动，等于说刘邦通过对韩信的鸟尽弓藏，明确的逼反了彭越与英布，刘邦趁此机会削平了两人的势力，从而将汉初的主要武装势力一网打尽。
刘邦在秦末农民战争中，特别是楚汉战争中，其实与武王伐纣采取的战略类似，也就是利用各方势力来形成对项羽的绝对优势，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在新的政权建立后，必然会存在其他的武装势力与刘邦共治天下的要求。裂土封侯是解决汉初矛盾的最主要方式，这说明汉朝的建立并不稳固，刘邦势力随时存在着被其他武装势力击败甚至取代的可能性。
特别是当汉代第一代创业者刘邦死后，刘氏家族缺乏具有强力领导者时，其他的武装力量更有可能借此发力，形成实力的瞬间转换。刘邦也明显看到了这一点，这从汉朝建立第一年就开始迫不及待的收拾最大的威胁势力韩信就可以清晰的看出来。刘邦意图在自己归天之前，为自己的后代打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从而让刘氏政权千秋万代。
而这个目标也在一系列的内部讨伐的活动中不断的得以实现，当然刘邦也最终在与自己曾经的战友英布作战时被流矢射中，再回到长安不久就因病情加重而死，但他同时也为刘氏家族留下了400年的江山。
可以说，汉朝的二次建国过程虽然比较血腥，也背上了鸟尽弓藏的骂名，但是这次二次建国却保证了汉代400年的享国，同时带来了较长时间的稳定，也为汉民族特征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并且，刘邦还是最大限度的将二次建国的危害做到最小，包括对韩信和彭越的诛杀仅仅限于本人，并没有多杀无辜，也没有挑起大规模的对抗。削平英布的战争也很快结束，没有对汉初的经济、社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
所以可以说，汉朝“二次建国”的行动是成功的。
北宋：赵匡胤不流血的“二次建国”
我在《为什么刘邦朱元璋敢于“鸟尽弓藏”，而赵匡胤却只敢“杯酒释兵权”》一文中曾经分析过北宋得天下的过程。
赵匡胤在得国中即便是通过了一系列周密计划的密谋（此种观点并未得到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认可），但是也由于属于仓促起兵夺权，并没能真正的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建立起赵家人入继大统的绝对立国基础。
也就是说，赵匡胤得国的过程并不稳固，随时面临着他姓家族的帝位竞争。因此，北宋如果希望千秋万代，那就必须要经历一次“二次建国”的过程。
从汉代经验来看，北宋建国初期，对赵家人执政合法性提出最大挑战的应该是主谋发动“陈桥兵变”的义社十兄弟。既然我们可以将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那么未来我的兄弟同样可以将黄袍披在我的身上，也可以利用同样的方式实现新的改朝换代。
作为中上层士族出身的赵匡胤当然深谙此种风险，于是就巧妙的利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夺去了拥立功臣的军权，从而消除了重新改朝换代的风险。
“陈桥兵变”发生在公元960年，第二年的961年，赵匡胤就策划了“杯酒释兵权”，当时北宋的统一战争还没有完成，北宋的版图还没有完全成型，可见赵匡胤对此事的忧虑程度。
虽然是通过不流血的方式解决了拥立功臣的军权，但是北宋的“二次建国”并不仅仅如此。为了在夺取功臣兵权时不会受到阻碍，赵匡胤分别通过“厚待前朝末帝”和“重用前朝旧臣”两种方式来对可能的夺权者釜底抽薪。
由于绝大多数精英人士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就打消了这些人跟随新的政变者开展新一次改朝换代的冲动。因为这些人一定会在心里权衡，即便是新一代君主上台，我的利益获得也不过如此，那么为什么会再次冒着诛灭九族的风险来再开展一次改朝换代行动呢。
可以说，这两项措施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利益上，都对新的潜在夺权者产生了釜底抽薪的作用，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让新的叛乱者不具备造反夺权的群众基础，从而顺利的实现了北宋朝的“二次建国”。
其实北宋二次建国之所以顺利实现，还在于北宋的建立发生在“五代十国”长期分裂背景下，人心思稳的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从唐朝中后期无休止的藩镇之乱，到五代十国时期反反复复的改朝换代，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经历一次血腥的屠杀，国家层面从经济上也已经民不聊生。无论是中上层士族还是底层寒门都不愿意继续承受这种不稳定状态，这时适时出现了赵匡胤这种顺应民心的施政措施，因此才带来了北宋王朝“二次建国”的顺带效应。
明朝：对建国功臣的清洗带来明朝300年的稳定
回过头来再说明朝，农民皇帝朱元璋在明朝的“二次建国”过程中其实费尽了心思。从1368年建立明朝开始直到去世的1398年，朱元璋都在为明朝建立的政治合法性打基础。
在位的三十年间，朱元璋一边继续对外部的武装势力进行消灭，同时不间断的开展了内部政治挑战势力的清洗。从洪武八年诛杀第一代从龙功臣廖永忠的小试牛刀开始，到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洪武十八年李善长案、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案。这三次大案每次都要牵连数千人至数万人，再加上刘伯温、徐达和常遇春的相继去世，朱元璋终于在自己驾崩前为继任者扫除了一切政治势力的潜在争夺者。
相比北宋建国初期的不流血的政治清洗、西汉初期有选择的政治清洗，明朝的“二次建国”相较于前代更为血腥。首要原因可能是因为朱元璋起家的政治身份更为卑微，正是由于朱元璋这种原生性的政治身份，更可能引起其他人“朱元璋做得，我为何做不得得”这种心理冲动。
而作为未来皇位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太子朱标生性忠厚宽仁，1392年又英年早逝，朱元璋更是迫切的希望为皇太孙朱允炆打好政治基础，这也是朱元璋在1393年又发动蓝玉案的一大政治诱因。
除了对从龙功臣的清洗，朱元璋还利用分封皇子的方式，让皇子来为明朝稳定屏障地方与边疆。但正是这一措施也为二代皇帝朱允炆政权的稳定埋下了隐患，虽然政权未丧于功臣之手，带来的结果却是皇子夺权。
应该说，经过几轮对功臣的政治清洗以及零星打击，朱元璋为明朝三百年江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洪武与永乐之后，明朝皇帝明君不多，大多在历史上处于中下级的水平，但是即便如此仍然可以保得明朝的300年江山，享国时间甚至可以和历代歌颂的大唐帝国媲美，不可以说是明太祖朱元璋“二次建国”的成功。
叁.中国历史上哪些朝代没有经历过“二次建国”
那么是不是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经历过“二次建国”的过程呢？结论并非如此。
在一些朝代中，其实并没有经历过“二次建国”，但是也可以保有帝国的江山稳固，这里面一定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因素。
下面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没有经历过“二次建国”的例子：
唐朝：贵族出身天生的合法性成为政权稳固的基础
唐朝的江山也是通过一系列血战得来的，当然相对于两汉以及明朝相比，唐朝立国初期所面对的对手明显偏弱。再加上唐朝起兵较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摘果子”的目的。
即便如此，唐朝建立过程中也集聚了大批的能臣猛将，比如长孙无忌、徐世绩等文臣，尉迟敬德、李靖等武将。但是无论是李渊还是李世民，都没有有目的的对功臣宿将进行政治清洗，甚至还评选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建立了牌位以供后世颂扬，让后世不忘记这些人曾经为建立大唐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结果来看，即便没有对从龙功臣进行大规模的清洗，但是大唐的立国基础并没有在建国初期受到外姓的挑战。这其中的原因也许就是李渊出身唐国公、又是隋朝末帝杨广的表弟，虽然唐代隋属于改朝换代，但是由于隋末农民战争时间较短，旧有的社会阶层并未完全打破，社会层面也希望有名望的贵族来收拾隋末残局，以免陷入到更长时间的分裂动乱局面中，因为毕竟，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300多年的痛苦记忆仍在。
隋朝：占了人心思念统一的便宜
从唐朝的情况来看，也为隋朝并没有经历过“二次建国”的阶段做出解释。汉末以后长达三百年的军阀混战、外族入侵，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与痛苦。
恰恰在全国统一的前夜，北周皇帝幼弱，主少国疑之际需要具有能够稳定政权，以对抗南朝、统一天下的人物，而杨坚之前的政治铺垫，再加上自己女儿在后宫的协助，得以顺利的实现改朝换代。
虽然杨坚在建立隋朝后没有经历过非常明显的“二次建国”，但是合理的分封与重用，仍然安抚了大部分手握权力的潜在反对者，再加上迅速的平定江南，让功臣宿将并没有在建国过程中得以积蓄反对力量，从而可以迅速的稳定了局面。
肆.没有做好“二次建国”而短命的王朝
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关注更多的是享国较久的朝代，比如汉、唐、宋、明、清等，对于那些享国时间较短或者关注度不高、或者就把这些朝代踢出正统的范畴。但是实际上，这些政权中的一大部分都是因为没能很好的做好“二次建国”工作，因此权力被权臣夺取，从而实现了内部的改朝换代。
下面我们就简单的举几个例子：
南朝宋齐梁陈的政权更迭：权臣钻空子使政权更迭频繁
首先南朝宋的权力就是由于权臣夺取东晋的结果，不过我们姑且认为两晋虽然不堪，但是享国时间较久，本次夺权暂且不作为晋朝“二次建国”的失败。
取代晋朝的宋武帝也是个狠人，即便是南宋末代狠人辛弃疾也用“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来赞扬刘裕。结果因为在二代皇帝刘义隆“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后陷入了宗室之争。也正是在此时，这个机会被权臣萧道成利用，从而以“齐”代“宋”。
南朝宋从420年——479年，享国59年，虽然武帝文帝功绩斐然，并且也是东晋南朝最接近统一北方的朝代，然而最终丧于权臣之手，可见南朝宋并未能解决内部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彼可取而代之”的思想仍然存在于一些权臣的脑海之中。
南朝齐在南朝中享国最短，只有24年的时间，第一任皇帝萧道成本是宋的权臣，利用了刘氏宗室混乱钻了空子。虽然南朝齐享国只有24年，但是却有7位皇帝，宗室同样是不停的争斗，最后又被另一位权臣萧衍取而代之。
梁武帝萧衍酷爱佛教，简直就到了痴迷的程度，以九五之尊屡次卖身佛门，然后让国家拿出钱来为皇帝赎身。这也严重的影响了南朝梁政权的合法性，特别是在侯景之乱之后，就失去了王朝之气，很短的时间内再被权臣陈霸先取代。
南朝最后一个朝代是陈朝，如果我们对陈朝比较陌生，那么一定比较熟悉陈朝末代皇帝陈后主，南陈后主陈叔宝与南唐后主李煜都属于文艺范。虽然陈朝不是丧于权臣之手，但最后为大隋所灭，从而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达300多年的分裂局面。
五代时期的朝代更迭：藩镇武将的轮番夺权
唐末经过常年的藩镇割据与农民起义，社会秩序完全混乱，已经基本丧失了政权合法性，改朝换代势在必行。此时，起义将领朱温叛变投唐，并在公元907年以梁代唐，是为梁太祖，从而揭开了五代十国的序幕。
剪灭后梁的是沙陀人李克用，他与梁太祖朱温是唐末皇帝两个最为倚重的军事力量，虽然梁太祖灭唐，但是李克用并不承认后梁政权，并且最终在923年灭后梁，自立为帝，恢复唐的国号，史称“后唐”。
后唐相比后梁更加短命，936年，后唐政权被后唐明宗女婿、时任河东节度使的石敬瑭所灭，石敬瑭以燕云十六州作为礼物，获取契丹支持，从而建立后晋。由于后晋二任帝石重贵不遵守向契丹称臣的约定，契丹军947年攻入开封，后晋灭亡。
虽然后晋为契丹所灭，但是自从后晋建立后就没有得到内部的广泛支持，在契丹南侵时地方武装并未全力相救，眼睁睁的看着契丹军大模大样的进出京城。
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建立的后汉仅仅存在了三年的时间，在刘知远死后就为大将郭威所取代，建立了后周，可谓“其成也速、其衰也忽”。
从五代时期的政权更迭来看，除了李克用取代后梁不算是内部人的政权更迭，其他各朝各代均为内部藩镇武将所替代，典型的内部人的替代。与南朝四国相比，五代时期内部人的政权更迭基本是藩镇武将发起，这些武将们并未在朝中掌握实权，而是在地方藩镇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采取的方式也是从京城以外攻破京城从而实现改朝换代。
而南朝四国的更迭则均为权臣所篡位，也是就是篡位者在篡位前都已经实际上掌握了朝中大权，获得了改朝换代的初始政治资本，因此相对于五代更迭政权享国更久一些。五代时期则不仅仅没有做好“二次建国”的工作，就连篡位基本的政治资本都没能获得，所凭借的只有武力加外力，自然没有办法获得持续的执政基础。
秦朝：非亡于功臣之手的短命王朝
有人说，那么秦朝是不是也没用因为没有做好“二次建国”而二世而亡。其实这不是我们本文所讨论意义的“二次建国”。从法理上讲，秦朝的政权获得是嬴氏家族通过几百年的奋斗得来的，结果便是利用秦国的力量扫平了山东六国，从而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从内部政权的合法性上，嬴氏家族早已在统一六国之前完成了内部政权合法性的建设，这也是秦国相对山东六国更具战斗力的主要原因。秦国的能臣猛将来来往往，统一六国的战争也经历了百年历程，但是无论是白起还是吴起、不论是范雎还是商鞅，并没有哪一位能臣或者武将敢于挑战、或者试图挑战嬴氏家族的政权合法性。
从结果来看，虽然秦朝二世而亡，但是秦朝却是亡于秦末农民战争和山东六国旧贵族的联合反扑。“彼可取而代之”的口号也是项羽说的，并不是秦朝内部统治阶级的人说的。所以说，这不是我们讨论的“二次建国”失败的本意。
伍．王朝更替为什么会出现“二次建国”现象
重新界定历史上“二次建国”的范围
讨论历史上的“二次建国”问题，我们还需要再一次明确我们的标准，就是二次建国要发生在王朝建立后50年以内的时期内，如果王朝后期的农民战争或者权臣篡位导致推翻王朝则不在本次讨论的范围之内。比如明末李自成、唐末黄巢、元末朱元璋、曹魏代汉等。
其次，我们的二次建国讨论的是功臣集团内部之间的权力争夺，从而导致的朝代更迭，而非功臣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导致的朝代更迭，也不在本次讨论的范围之内，比如秦末农民起义的力量来自于农民起义军以及山东六国贵族后裔。
第三，这种功臣集团内部的改朝换代必须不是在皇族内部的皇位之争，而是不同家族之间的权力更迭，比如北宋赵光义夺取赵匡胤的杯弓蛇影、唐初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明初永乐帝的靖难之役，都不在本次讨论的范围之内。
为什么一些朝代会需要“二次建国”
我们前边已经充分讨论了成功开展了“二次建国”，从而使王朝享国较久的例子，也充分讨论了没有成功开展“二次建国”活动，从而导致王朝短命的例子。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仍然有一些朝代并没有真正的经历过二次建国，但是仍然享国较久，成功的渡过了王朝初期的政治合法性风险，比如唐朝，以及在讨论中一直被我们忽视的东汉和南宋。
从东汉和南宋建国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天命所归”的政治形态，在前朝受到临时性的挑战从而暂失九鼎的局面下，上中下各层都希望有一个从法统道义上、到武力上都能够迅速稳定社会局面，从而实现国家统一的人物。
而这一类人物，则非是前朝皇族后裔不可。比如东汉创立者刘秀是西汉皇族后裔，具有天生的法统道义，拥有着恢复刘氏天下的天然号召力。再比如因为靖康之变骤然灭亡的北宋，上中下三个阶层都希望此时赵氏王朝血统能够及时的站出来，能够号令天下拯救天下苍生。即便是赵构的武功文治并没有那么强大，仍然是统一天下的最好人选。
从这里可以看出，改朝换代需要的是道统的合法性，重新确定道统的合法性非常困难，如果不具有东汉、南宋这样天然的道统合法性，那么至少需要唐代开国者这种贵族的号召力（即便如此还需要面对刘黑闼、窦建德等地方势力的挑战）。
那么回归我们的问题所在，一些底层农民起义军为主体建立的新王朝，虽然完成了打破旧王朝、旧秩序的任务。但是新的社会秩序、道德秩序、法统秩序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完成，如果坐上皇位的新任者，获得皇权是依赖于与功臣的共同努力，借助于其他人的力量来实现，那么必然会存在与功臣集团共享天下的现实。
这种与功臣集团共享天下的要求，如果处理的好那就是裂土封侯、封侯拜相，如果处理不好就是功臣内讧，权臣篡位。五代时期、南朝时期其实都是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导致了皇权不稳，权臣篡位。
而类似于秦朝、隋朝、唐朝，由于出身贵族、或者经过多年的武力征服，基本上具备了执政的合法性，从而不需要与功臣集团共享权力，也不用经历“二次建国”。那些功臣集团自然也不会从内心里产生“觊觎”之份。
而那些起自基层，并非依靠自身的家族力量夺取天下，不断依靠功臣的力量夺取天下的王朝，必然存在建国后与功臣集团重新进行权力争夺的“二次建国”过程，如果这个过程处理的不好，则很有可能使创立的新朝功亏一篑，如果处理的好，则基本可以实现王朝的享国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