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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波:为什么刘邦朱元璋敢于“鸟尽弓藏”,而赵匡胤却只敢“杯酒释兵权”

作者:张宏波来源:华溥咨询时间:2022-08-08

 要说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王朝,宋朝绝对是一个另类的存在,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宋朝—特别是北宋,受到极高的评价,无论是经济发展程度、文化艺术水平,还是对于文人官吏的尊重,北宋都走到一个极高的层次。但是另一方面,不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在当时与周边国家的对峙中都被揍的一塌糊涂,不用说面对契丹这种大国,即便是面对西夏这种处于西北苦寒的弹丸之地,也长期在军事上处于劣势。

经济文化上的一枝独秀——这种出类拔萃不但相对于同时代的契丹和西夏,也可以从纵向上秒杀之前的汉唐和之后的明清。军事战争上的一塌糊涂——可以说,盘点历代中国承祚时间较久的朝代,宋代绝对可以说是最弱的,不但国家版图一直被压制在关中、关东和巴蜀地区,甚至核心关东地区也从未统一过,燕云十六州的缺失,让北宋的北大门长期面向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敞开,任由对手随时南下牧马。

在军事领域长期处于劣势,甚至未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统一的北宋,仍然可以得到后世的称颂,除了其经济上的一枝独秀外,还因为北宋开国皇帝所采取的一系列治国政策,让我们的文人们看到了所谓的人性主义光辉,特别是那种不流血的改朝换代、善待前朝皇族百官,确实是大量的收买了民心。这些收买民心的治国方略被当时受益的文人们大书特书,又利用史书的记载传承到后世,成为后世文人评价宋朝的一种重要的依据。

壹.改朝换代中北宋做了哪些事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取代后周建立北宋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来稳定内部基本盘,从而迅速的让新朝站稳了脚跟。也正是这些政策的推行,让赵匡胤和北宋成为被后人称颂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厚待废帝

后周世宗皇帝去世后,七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赵匡胤作为禁军首领被任命为托孤重臣。北宋代周后,赵匡胤并没有对前朝小皇帝赶尽杀绝,而是封柴宗训为郑王,让他以正国级待遇移居西都洛阳,同时一起被封的还有周世宗的皇后为太后。

二、保证祭祀

虽然后周皇帝被废了,但是赵匡胤允许大宋的官员去拜祭后周的皇帝,这样就让后周的香火能够不断绝,这在古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三、录用旧臣

对于后周皇帝留下的旧臣,只要是愿意的,赵匡胤一律留用,不会把他们作为旧政府的旧职员一律打发回家,这也就形成了“一朝天子两朝臣”。不但对于后周的现任官员尽量的留用,即便是后周时期已经退休的官员,赵匡胤要求一律按照以前的标准予以奉养,照样发抚恤金。

四、重用新贵

对前朝旧臣都这样照顾了,那么在陈桥兵变拥护赵匡胤当皇帝的,把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的那些从龙功臣当然也不会忘记,赵匡胤当了皇帝之后,这帮当年的老哥们、老部下也全部掌权。这就与刘邦和朱元璋“鸟尽弓藏”的做法就完全不同了,至于未来用不流血的“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剥夺了功臣的兵权,更体现出赵匡胤乃至北宋的治国智慧。

五、关注民生

与五代时期军阀作风不同,赵匡胤除了维护贵族阶层的利益,以获得贵族的支持之外,还特别对民生做出了安排,从而取得了普通底层百姓的支持。比如在黄袍加身时,赵匡胤就提出了,让我当皇上可以,但是你们得听我的,其中就包括禁止破城劫掠。五代时期每次改朝换代都会发生士兵进京城大掠十天,这也是造反将领为了取得底层将领士兵拥护的一种妥协。但是赵匡胤就把这个规矩给废了,说你们进了京城以后要秋毫无犯,不打扰百姓生活,否则这个皇帝我就不干了。

除了禁止劫掠之外,赵匡胤还改革了漕运办法,也就是在运河里运粮食需要农民出役力,也就是免费给国家干活,不但不给工资,吃住还得自理,这就给老百姓带来极大的负担。赵匡胤把这个也改了,规范凡是以后为国家修运河、维护水道的百姓,吃穿用度一律由国家负责。这个就极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得到了百姓的拥护。

贰.宋朝开国皇帝为什么这么好—得国不正

我们上边已经详细分析了,宋朝开国时,太祖赵匡胤实行的一系列政策颇得人心——不但得了百姓的心,还得了官员旧臣的心。即便是在现在看来,赵匡胤的某些施政措施也闪耀着所谓的人性主义光辉,这也是后代文人不断的推崇宋朝、不断的歌颂北宋的重要原因。作为一个一直没能实现全国统一的大一统王朝来说,赵匡胤之所以能够荣进“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光荣行列,不是因为宋代的“武功”,而更多的是因为赵匡胤打下的“文治”。

那么我们说赵匡胤的开国施政颇得民心,那么是不是其他朝代的开国皇帝的施政就不那么得人心呢。其实也不是全是,至少在“关注民生”方面,很多朝代的开国皇帝做的与赵匡胤同样优秀,但是在整体层面,都比赵匡胤有所欠缺。

西汉

西汉是中华帝国统一以来第一个存续时间较长的朝代,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在得国后的主要施政措施集中在“减轻秦朝酷法”和“与民休息“。在推翻秦朝过程中,虽然进咸阳时并没有诛杀“子婴”,但是在重用善待秦朝旧人方面并没有明确的施政措施。

刘邦被后代最大的诟病在于对功臣集团的杀戮,虽然张良、陈平、周勃等一直得以善终,但是西汉得国最大的功臣韩信因为受猜忌而殒命,成为刘邦一生的污点,也落下一个“鸟尽弓藏”的恶名,当然还包括了诛杀英布和彭越。所以从这点来看,西汉在得国过程中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污点。

东汉

东汉开国皇帝是刘秀,历史上一直将刘秀当做历朝历代唯一的“完美一帝”,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对刘秀的评价很高。在武功上,凭借着“昆阳一战”确定了刘秀的战术大家的地位。从战略上,“韬光养晦、合纵连横”等战略方法也让刘秀在绿林赤眉的强势下能够后来居上。从善待功臣上,从民生上,刘秀都可以称为“以贤治天下”,甚至在爱情上,对阴丽华的感情也成为千年的美谈。

但是刘秀在历代皇帝中存在感比较低,一是由于西汉强大的国家实力下的阴影、第二是刘秀本身比较内敛的性格,第三我觉得是刘秀一直没能真正的创造一个时代,这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东汉所有的制度都是遵循着西汉的模式,终东汉一代也没能解决西汉末期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所以从这方面来看,这与赵匡胤建立宋朝后,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社会改革,终结了五代时期混乱的分裂局面,给民生带来极大的发展契机,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的。

如果说还有一项刘秀与赵匡胤的区别,那就是刘秀在得国过程中杀戮太多,这与北宋得国的平稳祥和不可同日而语。

唐朝

唐朝的开国者是高祖李渊,但是谈到唐代开国者是一定不能落下太宗李世民的。李世民不但在唐代开国过程中承担了主要的力量,而且在唐朝社会政治结构改革中也是主要的设计者与执行者。

相对于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虽然李世民名声更大、唐代影响力更强,但是李世民在得国过程中还是留下了很多的污点。比如玄武门之变的杀兄弑弟、逼父退位,这与赵匡胤将帝位传弟不传子的思想差距太大。

在对待功臣上,李世民虽然有“纳谏”的美名,但是很多功臣在其年老时也是死于他的手上,这里面肯定有李世民自身的原因。

李世民最大的污点不但包括杀了自己的亲哥哥亲兄弟,还把他哥哥兄弟的所有的孩子全部斩草除根,这就更增加了他留给后人违反人伦的印象。

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在历史上毁誉参半,除了赶走了统治汉人百年的蒙古人、建立了一个300年的汉人帝国,还因为他在民生问题上走在了所有开国皇帝、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皇帝的前头。其他朝代的皇帝关注民生的施政,仍然是在体制内的有限解决,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在上层阶级中的利益分配,分配完的利益才会有限的向下层转移。最多在上下层分配时会多关注一点下层的利益。

而朱元璋则不同,他甚至都忘记了自己也属于地主阶级,也属于上层统治者,以至于他所有的政策、施政措施都是为了限制官员,就是为了防止官员侵害百姓的利益,防止官员勾结侵害下层利益。这类施政措施即便放到现代社会来看,也属于过于极端。

不过文人士大夫们都不喜欢朱元璋,以至于朱元璋在历史上的名声过差,主要的原因就是朱元璋过多的站在百姓的立场上,从而损害了上层士大夫的利益。所以由此引起的杀戮功臣、对官员的严刑峻法,成为朱元璋人生的污点,这一污点恰恰与光武帝刘秀形成鲜明的对比,光武帝是“完美一帝”,朱元璋则可以总结为“千古酷帝”。当然,这种评价对朱元璋来说非常不公正,但是朱元璋留给历史的印象就是这样的。

元朝、清朝不是汉人建立,我们在这里不与讨论,其他享国过短的朝代也不是我们对比的重点。

从以上对各朝代开国皇帝的重点扫描我们可以看出,赵匡胤建立北宋后的一系列施政措施确实在人性主义层面远远高于其他王朝的缔造者。那么为什么赵匡胤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呢?或者说赵匡胤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施政措施呢?这里面除了赵匡胤个人的性格原因之外,还有其他的政治因素影响了北宋初期的施政选择了吗?

在这里我个人的基本判断就是因为,相对于其他朝代的得国过程来看,北宋建国初期面临的最大不稳定因素就是——得国不正。

叁.改朝换代的主要模式—革命

我们要说北宋得国不正,就要说说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个朝代来说主要的改朝换代模式是什么?从历朝历代的改朝换代模式来看,暴力革命是夺取政权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说,通过拥有武装力量,利用武力彻底消灭敌对势力,让直接的和潜在的对手彻底降服,从而获得政权的统治权。这是一种最普遍、也最彻底的改朝换代模式。

从肉体上消灭竞争对手、或者是从精神上降服竞争对手,让敌人不能或者不敢继续挑战统治者的权威,让敌人接受统治者的规矩和施政措施,这是一种最为直接的获取政权方式。并且这种方式由于是在直接实力的对抗下取得的,所取得的政权也最为稳固,一旦对手想反抗我们的统治,一定会先衡量一下,在上一次对抗中自己的损失以及本次可能继续遭受的更大的损失。在心里对比的情况下从而选择的一种降服。

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历史上通过武力革命实现改朝换代的例子。

秦朝

秦国在公元前356前,由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开始,历经一百多年,终于在公元前221年横扫六合,统一全国,然后北击匈奴、南征百越,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在秦国统一六国过程中,杀的是人头滚滚,前期的吴起、后期的白起,合纵连横、远交近攻,一切都是以武力作为后盾,最后六国都是在武力用尽的局面下不得不献城投降。

正是建立在强大武力征服的背景下,秦始皇在开国时的施政措施才有“书同文、车同轨、焚书坑儒”,秦始皇不需要其他人的认可,在他的心里所有人都是拥护我的人、或者被我打败的人,如果你们不拥护我,那么大不了再打一次。

所以在秦始皇眼里,不需要,也不太可能施行类似赵匡胤施行的仁政措施。

西汉

西汉的建立者是刘邦,这个起自泗水亭长的底层百姓,先是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加入了项氏的起义军,名义上归陈胜建立的“大楚”政权指挥。在陈胜吴广起义失败后,又与项羽同在楚怀王旗帜下从事反秦斗争。

在与项羽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的条件下,趁着项羽在河北地区大战秦军主力之时,避开秦国防备严密的崤函关口,绕道武关直下关中,从而迅速迫降了咸阳。

在自身军事实力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刘邦屈服于项羽的安排,入汉中为王,并自毁栈道。又趁着东方齐国暴动的时间节点,刘邦在韩信的帮助下“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迅速控制了关中地区,从而取得了楚汉战争的有利局面。

在与项羽的争夺中,刘邦是出生入死、屡败屡战,甚至在逃跑中将自己的儿女都推下车以便跑的更快。正是在这种艰难的局面下,刘邦最终在乌江迫死了项羽,赢得了天下。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刘邦这样的枭雄来看,九死一生换来的天下,也是经过血与火的考验,这种得国方式同样是武力压服得来的结果。所以刘邦才会在后来的一系列执政措施中将意图造反的韩信、英布、彭越、韩王信等开国大臣尽皆屠戮。但同时也留下了张良、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在自己去世后辅佐新帝。

唐朝

在各朝各代改朝换代的历史中,唐朝绝对属于贵族上层夺取前朝政权的比较鲜明的案例。开国皇帝李渊本与隋炀帝杨广属于表亲,两人的母亲是亲姐妹。在开国前,李渊本为唐国公、太原留守。但是在隋末农民战争时先抑后扬,等到各方势力消耗的差不多时,奇袭长安,从而一举控制了政治中枢,为夺取天下打下了基础。

虽然唐朝得国比较顺利,但是后期在平定河北窦建德、洛阳王世充、汉东刘黑闼等武装力量时依然是经过了数次血战,李世民就是凭借这些武功而取得了唐朝初年大部分军事将领的拥戴,从而也获得了问鼎皇位的资格。

更不用说,在居于东宫之下作为秦王的李世民,在李建成李元吉的逼迫下,在玄武门射杀太子与齐王,从而逼迫李渊退位,这种豪勇也非常人可比。

可以说唐代的得国也是一路杀伐,将意图另立的豪杰领袖们全部剪灭后,才最终坐位正统,通过武力消灭了敌对势力。

明朝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带着几个儿子和副手们,不但面对着北逐蒙元的任务,还要同时面对与自己实力相当,并且在中原问鼎虎视眈眈的张士诚、刘福通等起义部队。

从一个底层农民晋升九五之尊,朱元璋的武功当然不可小觑,这类朝代创建者的主要功力就是打败所有不服的势力,才能让自己的皇位坐稳。

元朝、清朝

对于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得国过程中为了消除文化差异带来的对抗,同样通过武力对敌对势力进行了打击,清军在消灭明朝(包括南明)的过程中制造的“扬州八日”、“嘉定三屠”,目的就是凭借武力来立威。这与蒙古骑兵在横扫欧亚大陆时,对不投降的城市实行的“屠城政策”如出一辙。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一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凡是立国时间较久的王朝(西汉、东汉、明朝、元朝、清朝、唐朝)或者是获得了明显制度进步的朝代(秦朝),均是通过武力实现改朝换代的,这种得国方式是最有利于解决前朝社会积累的巨大矛盾。打破前朝固有的社会秩序与阶级矛盾,只有依靠于武力来实现,如果不解决这个前提,那么王朝的稳定性就存在巨大的隐患。

现在很多人会将人口体量相似的中国和印度进行对比,发现与新中国同时建国,底子明显优于中国的印度,反而在建国六七十年后发展局势明显弱于中国。一些政治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就是新中国的建国是战争的结果,用武力打破了旧有的阶级划分、打破了旧有的社会秩序,从而为建立新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而印度则并没有经历过这个痛苦的阶段,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在各方妥协之下的建国,阶级、财富都没有进行充分的重新分配,没有办法为新时代的改革提供有利的基础。虽然在建国时避免了流血牺牲的惨痛,但是这个矛盾却需要后人通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去消化,甚至永远也无法解决。

肆.改朝换代的主要模式—禅让

除了革命的方式获取政权,实现改朝换代,中国历史上还存在另一种改朝换代模式——禅让。

据说“禅让”是中古氏族时期中国留下的文化传统,但是进入到夏商周以后,禅让制度已经偏离了初心。

历史上著名的禅让主要有以下几个朝代:

新莽

在三代之后,打破依靠武力改朝换代传统的第一人是王莽。王莽代汉首先是王氏家族在汉代多年的经营,通过家族势力的盘根错节,已经实际上把持了西汉的朝政。尤其是元帝后王政君60多年为天下母,奠定了王氏家族在西汉末年的地位。

从王莽本身来说,为了实现篡权的目标,主要从道德角度来打造自己,在“以孝治天下”的西汉,王莽通过“孝”来打造与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借助王氏家族的根基,王莽终于得到了王政君的认可,从而入驻中枢。

从立国思想来看,王莽通过遵从“儒”学来吸引天下儒生的拥护,在西汉末年思想文化比较混乱的时期,通过倡导恢复三代之风,以复古的方式来拉拢对西汉思想文化界失望的阶层,从而获得了知识分子与士大夫层面的支持。

同时,利用西汉末年经济凋敝、土地集中等社会问题来聚拢社会底层百姓,让王莽得到了底层的支持。

可以说,王莽穷其一生都在为一个理想而奋斗,这个理想就是恢复三代之风,重新实现天下大同。而为了达到这种目的,王莽充分利用了社会矛盾、家族力量以及道德文化,经过了多年的经营从而得到了上中下阶层广泛的认同,最终才实现了新莽代汉。

从这个简单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王莽在代汉过程中虽然武功乏善,但是文治斐然,他成功的利用了当时的社会矛盾问题,将意图打造一个万众瞩目的新朝代的目标通过舆论传播开来,从而获得了帝位禅让的资本。

所以说,虽然新莽一世而亡,并且闹得天怒人怨,但是在王莽通过“禅让”代汉的过程中,确是众望所归的。

曹魏

新莽代汉在家天下的朝代传承中起了一个坏头,或者说历史上主要的禅让制(除去三代之外)都发生在汉代以及与汉代相关的时期。终结西汉的是王莽,终结东汉的则是曹魏。曹魏代汉的禅让虽然发生在文帝曹丕之时,但是整个准备阶段却是在武帝曹操时代。

禅让制的基本逻辑是前朝失德,由新的朝代取而代之是众望所归、符合天命。所以禅让制必须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功绩、道德、天命祥符的准备。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加九锡”。

“九锡”就是九种器物,由皇帝赐给有功绩、有德行的大臣或者诸侯,这是皇帝对待臣子最高的礼遇。一般来看,“加九锡”基本上就距离篡位仅有一步之遥了。

在加九锡之前,曹操已经实际掌控了东汉末代政权,实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军事上一直掌握在曹操手中,以曹氏家族(夏侯家族)以及中下级武官为支柱,政治上提拔寒门氏族,与荀氏、许氏等豪门共同执政,在社会上,曹操克力打造亲民形象、稳定人民生活。

通过这样的一系列施政措施,曹操不断获取自己的政治资本,在群臣的拥护下,从“加魏公”、到“加魏王”,直到加九锡,最终为儿子曹丕的禅让帝位获取了政治资本。

晋司马

晋司马篡夺曹魏政权与曹魏代汉如出一辙,这也算是曲线为东汉报仇。随着魏武帝、魏文帝的相继去世,后代皇帝或者年纪小、或者能力差,不得不常年依赖于权臣与贵戚辅政。而曹氏家族此后也越来越缺少栋梁之材,因此才给了权臣夺权的机会。

从司马懿夺权、架空曹魏之后,司马师、司马昭实际上已经把控了曹魏的军权与政权、也与曹魏代汉之时一样,有样学样的相继开始了加晋公、加晋王、加九锡等一系列舆论造势行为,同时通过这种“切香肠”的方式一步步的将不属于自己政治集团的异己分子清除出朝政,为最后的篡权打好基础。

相对于新莽代西汉、曹魏代东汉的不同,曹魏政权的丢失并不是因为失德,而是因为从开始就没有解决好东汉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与阶级矛盾,再加上文帝即位之前与兄弟的帝位之争,让曹魏在武帝曹操之后不重家族势力,从而一旦当皇帝年幼或者无能时,帝位只能旁落于他姓家族。

不过反过来说,晋司马为了夺取天下还是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准备,除了常年把持军事大权,南阻东吴、西阻蜀汉、平定北方,还通过笼络被曹魏冷落的豪门氏族来共同实现政治上的逆袭。

也可以说,晋司马代曹魏本身不是两个家族的问题,而是寒门与豪门的问题,而晋朝立国后也充分的依赖于世家大族的政治支持。特别是在八王之乱、东晋南渡之后,“王与马共天下”就成为晋朝皇位衰微的证明

伍.赵匡胤陈桥兵变前的政治资本

同秦皇汉高、唐高明太的“武功”、新莽曹魏以及晋司马的“文治”相比,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看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前的政治、军事资本到底处于什么水平,看看这种水平是否足以让赵匡胤顺利的入继大统。

军事资本

虽然出身军事贵族,但赵匡胤并不是一个公子哥,他在登基前的军事资本都是自己在战争中得来的。赵匡胤的主要军功来自征讨北汉时的“高平之战”,通过在高平之战危急时的力挽狂澜,让自己从一名皇帝身边的无名小卒赚得了自己的第一桶军事资本,也成为了后周时期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

赵匡胤的第二个军功是征南唐时的“淮南之战”,通过征淮南的一系列战役,让赵匡胤彻底取得了周世宗的信任。在随后北征辽国过程中世宗病重,英年早逝,从而也让赵匡胤成为世宗去世之后的托孤重臣之一。

除去军功,我们来看一看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之前在军事中的地位以及掌握的军事力量。

陈桥兵变前,赵匡胤的职衔是“殿前都检点”,那么这个“殿前都检点”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官呢?

“殿前都点检”这个官职是后周时期开始设置的,五代时期朱温代唐称帝,将自己直接统率的宣武镇军队作为禁军,设置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周建立后皇帝为了加强朝廷禁军的实力,在公元954年下令各地方招募一些亡命之徒送到朝廷来,然后将他们编入禁军序列。禁军强大,皇帝需要设置机构来制衡。后周的郭威和柴荣贡献出许多策略。

最初,中央禁军核心机构是侍卫亲军司,它的长官叫做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因为权力过大常常闹出乱子。郭威为了制衡,专门设置殿前司,分出亲军司的部分军力,这时候殿前司的职权稍稍低于侍卫亲军司。

但说到底,中央结构还是给一家独大开了制度口子,因此到柴荣时期,他将殿前司的职权抬高,设置为与侍卫亲军司平级机构,从此一山二虎,两虎相争,皇帝居中。

赵匡胤的“殿前都检点”就是殿前司的统帅。虽然听起来很厉害,可是明眼人都知道,他旁边还有个亲军司,而且首领为颇具战功的李重进。根据史料统计,当时兵力分配是这样的:中央禁军常驻20万人,其精锐一分为二,6万归属侍卫亲军司,3万归属殿前司。也就是说,赵匡胤想当权臣,一人之上,至少在军事上是不可行的。

这还没有计算当时地方上的军事力量并不能为赵匡胤这个级别所用。

政治资本

那么在政治上,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前都有什么政治资本呢?

除了在世宗时期依靠着高平之战和征淮南时积累的政治资本,赵匡胤剩下的仅有的政治资本就是世宗临终时的托孤之重了。我们可以认为作为一个托孤重臣,完全可以依赖这个资本入继中枢,从而实现篡位。

但是如果我们稍微仔细看一下世宗临终前安排的托孤,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体系,赵匡胤只是这个体系中的其中不太重要的一个部分而已。周世宗安排的托孤体系如下:

第一,安排文臣主持朝政。这三位文臣分别是:范质、魏仁浦、王溥。

其中魏仁浦是当朝宰相,范质和王溥都是参知枢密院事。三个人领衔处理朝政,都是宰相级别的高官(范质是首相),而且对周世宗柴荣忠心耿耿。

第二,安排武将镇守边疆。三位武将分别是:符彦卿、李重进、李筠。

符彦卿是天雄军节度使,负责防范北方的契丹人。李重进是淮南节度使,负责防范南唐。而李筠则是昭义节度使,负责防范北汉。

他们仨手握重兵,拱卫后周的边疆,对后周绝对忠心耿耿。即使李重进对柴荣有点儿骂骂咧咧不服气,但不妨碍他报效后周。

第三,安排禁军负责拱卫朝廷安危。光搞武将镇守边疆还不够,万一这些封疆大吏谋反咋整?这一点柴荣也考虑到了,于是禁军就起到很大作用了。

其实五代末期,后周的禁军已经成为了朝廷的正规军。也就是说,后周的禁军不是给皇帝看家的,而是后周实力最强的军队,谁拥有它,谁就能征战天下。那么柴荣把禁军留给了谁呢?不好意思,就是赵匡胤!

我们来看一看,在托孤大臣中,赵匡胤只是七人中的其一而已,虽然赵匡胤掌握着禁军,但是在中枢有三位文臣压着赵匡胤,在地方上又有三位武将制约着赵匡胤,可以看出至少在世宗驾崩前,赵匡胤并没有取得控制朝政的实力。

陆.为何刘邦敢于鸟尽弓藏,而赵匡胤只敢杯酒释兵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除了托孤之重之外,作为一介武夫的赵匡胤,在后宫不具备杨坚夺权时的内应、文官中不具备曹魏代汉时的广泛支持、道德层面不具备王莽时的万众瞩目。甚至武功不过高平之战、征淮南,即便是通过这两次战争获取了政治资本,但是并不是不可替代的力量。

除了这些,赵匡胤所获得的支持者不过就是义社十兄弟了,通过义社十兄弟,巧妙的在陈桥兵变时控制了禁军力量,从而得以和平夺权。

所以说,穷赵匡胤一生,都在为获取政权的合法性而奋斗,无论是丹书铁卷,还是杯酒释兵权,都是赵匡胤在通过各种和平的手段来争取赵宋政治资本,获得各方的政治势力支持。

夺取功臣兵权是每代开国皇帝必须要做的事情,为的是避免自己驾崩后软弱的后人无法驾驭出生入死的功臣。但是刘邦朱元璋敢于鸟尽弓藏,其实这也是以武力改朝换代后对政权合法性的继续争夺。

但是和平夺权的赵宋,绝对没有胆量、也没用实力挑起一场自己并无必胜把握的、与功臣集团之间的夺权之战。

善待柴家后人、重用前朝大臣是赵匡胤为了未来与功臣集团进行二次建国斗争的政治准备。

“杯酒释兵权”也是赵匡胤在打好建国后的政治基础,大胆与功臣集团进行政权争夺的一种手段。我相信,如果杯酒释兵权一旦失败,那么凭借着赵匡胤打下的政治基础,依然可以成功打败义社十兄弟,最终登极大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