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欧美的疫情就开始全面爆发了，携着前期国内抗击疫情的基本经验，也受到意大利政府的邀请，中国政府以官方的名义对意大利开展正式的抗疫援助，从物资捐赠、到医疗队伍派遣、到专家的指导，意大利在某种程度上极大的继承了中国的抗疫经验，并且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成功的控制住了国内的疫情，在欧美国家内部率先实现了疫情的基本控制。相对于意大利国内每天几十例的新感染者增长情况，我想英美等国家的政要心里，现在肯定是五味杂陈。
在先期援助意大利抗击疫情圆满成功以后，顺带着帮了一下南欧的塞尔维亚，中国再也没有将这种防疫国际主义热情全身心的投入到欧美其他国家身上，即便是在一段时间内美国政要叫嚣着中国必须援助美国，面对着目前全球唯一的大佬级国家，中国却义正言辞的拒绝了。
那么给我们带来的疑惑是，同样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是西方7国集团成员，为何中国竟然如此的厚此薄彼，只对意大利伸出了友谊之手，又是因为哪些原因，中国选择了意大利作为援助对象，而不是其他国家。
在全球贸易战背景下中国希望分化瓦解欧美国家阵营
全球贸易科技战在美国的带领下打得如火如荼，几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在或明或暗的制定着统一的对华政策，打压中国科技成长、抑制中国经济增长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共识。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共识，是因为这种观点在西方国家没有例外，即便那些与中国相对交好的国家比如德国也仅仅是迫于无奈，在这些国家政客的口中常说的话是：我们应该正视中国已经崛起的事实。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无法避免的事实，一些发达国家只不过在现实中低头而已，但从来没有对中国的崛起抱持着一种欢迎的态度，一旦机会出现肯定会坚定的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在这种西方国家抱团的背景下，以中国一国之力对抗欧美发达国家肯定让中国显得力不从心，这就如战国末期以秦国一国之力硬扛山东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只有美国一国的实力就足以压垮中国。分而划之、瓦解对方阵营肯定是未来中国全球外交的一个重点任务，而这种离间之计利用某一重大危机爆发时则显得更为自然。
在英国脱欧之时很多有识之士对英国脱欧对中国的影响做了多个层面的分析，其实只要我们站在高处向下一望便知，与欧盟保持强大稳定相比，弱化的欧盟更有利于中国在制定全球外交政策时纵横捭阖，特别是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紧随美国外交政策的英国脱离欧盟，让中国与欧盟谈判的压力陡降，可以说中国是英国脱欧的最大域外受惠国。
那么与英国脱欧相仿，通过协助意大利抗击疫情，在欧盟内部抢夺关键抗疫资源的同时拉拢欧盟重要国家意大利，进一步分化瓦解欧盟就是中国在本次疫情危机时的精准外交政策。在面临全球经济三角外交之时，分化瓦解强大的欧盟，既缓解了欧盟作为一个强大的谈判主体对中国本身的压力，也使中国在欧洲国家谈判时可以各个击破，减少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成为美国帮凶的机会，从而也减轻了美国挟欧盟以击我中华之压力。
在中国的全球外交中，很早就有以夷制夷的韬略，在新中国建国后西方对中国集体封锁之时，中国就先后利用英国和法国与美国的矛盾，率先打破了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在近年中国更是与传统反美国家法国保持较为紧密的关系，特别是通过法国的空客打击美国波音，不至于落入美国的陷阱。
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在如此众多的欧美国家中，中国为何选中了意大利作为楔入西方集团的钉子，而不是其他国家呢？
意大利这个国家拥有反水传统
从我个人的思考和认识中，中国本次选择疫情援助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这种深思熟虑一直作为外交政策的根本，也正是这种一以贯之的外交政策，使得疫情刚在欧美爆发的初期就能够迅速做出这种准确的决策，几乎没有拖延一点点的时间。
中国之所以选择意大利楔入欧美集团的钉子，是从历史上来考虑的，也就是意大利这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上具有反水传统。凡是熟悉一战和二战历史的读者肯定都会相当熟悉意大利的反水骑墙本领。
在一战爆发前，意大利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盟国，但是在大战爆发后的1914年8月3日意大利却宣布保持中立，但就在宣布中立的同时意大利即与德国密谈，表示只要德国给出足够高的报酬他还是愿意作为盟国参战的。在与德国密谈的同时，意大利又与协约国进行秘密谈判，试探如果他对奥匈帝国作战协约国可以出什么价钱。
在协约国对意大利给出了高价承诺之后，意大利却仍然不急于出卖自己，直到协约国的俄国取得了重大军事突破，意大利以为奥匈帝国即将崩溃之时才在1915年5月匆忙向奥匈帝国宣战。但是即便如此狡猾的意大利人却还是给自己留了一手，不肯向德国宣战，直到1916年8月，在德国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意大利才向德国宣战。
正是这个出尔反尔的意大利，凭借着自己的一路战败与关键时刻的反水，才忝居一战战胜国的行列，并在巴黎和会上胃口大开，提出了无耻要求，以至于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被激怒，亲自起草一份备忘录指责意大利要求过多。由于缺少英美的支持，导致意大利在凡尔赛体系中所获甚少，因此也直接导致他在二战中选择加入轴心国集团。
在二战之前，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在1937年加入了德国和日本早前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形成了所谓的柏林——罗马——东京法西斯轴心。但在德国进攻波兰前，墨索里尼陷入了极大的彷徨与犹豫，既想青史留名，又觉得国力孱弱不足以支撑他伟大梦想。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无视德意两国军事协定，给德国开出了一张“足以气死一头公牛”的物资援助清单，以逃避参战的义务。但是看到德国闪击波兰以及法国在德国的打击下几周之内就面临亡国，深恐抢不到胜利果实的意大利急切的向法国宣战，从而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随着德军1943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惨败，英美盟军攻占了西西里岛，意大利认识到本土面临被盟军入侵的危险，必须通过改变立场才能挽救意大利。就这样，意大利新政府在软禁了墨索里尼后逃出罗马并向德国宣战，苏美英三国政府发布联合声明承认意大利为盟军一员。凭借着关键时刻的反水，意大利奇迹般的逃脱了战败国的命运，给自己落了个好下场，并没有受到战败的损失。
两次的关键反水，意大利都背叛了德国，战后意大利恢复了民主体制，经济建设搞的还不错，成了所谓的“七国集团”之一。如今的我国也许正是看中了意大利这种习惯反水的特质，意图在重大危机之时打破坚固的欧美集团。
有些国内的人会说：你看我们中国交的都是什么朋友，反复无常的小人也会成为我国的座上宾，但在外交上我们最喜欢的就是拥有缺点的敌人、有需求的敌人，如果他们都是正人君子、道德楷模，在国家危亡之时能够杀身成仁，那我们哪里还有机会。
当然，除了道德瑕疵让我们有机可乘之外，意大利国内的经济现状也给我们带来了机会。
意大利的经济存在突破口
凭心而论，中国与法国和德国的关系一直强于意大利，特别是中法之间在一致对抗美国的影响力上一直有着紧密合作的历史。但是我们这次疫情为什么舍法国而选择意大利呢？究其原因是相对于法国而言，意大利更需要我们的援助，或者说我们对意大利的援助相对于对法国来说，能够产生更大的效果。
在欧盟中，意大利在领土上属于大国，但是在经济实力上却属于弱国，特别是相对于德法而言，意大利的发言权较小，在欧盟中处于跟随的角色。与德法不同，意大利的手工业比较发达，这相对于工业强国欧盟来说，受新冠疫情的打击更大。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意大利的经济相对衰退的比较厉害，本身已经陷入了较为严重的经济问题中，此时再来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对意大利的打击可想而知。
由于孱弱的经济以及负债包袱，意大利的医疗体系在疫情爆发初期很快宣告崩溃，欧盟其他成员国出于自保的原因也拒绝对意大利伸出援助之手，甚至截留意大利的医疗物资。在此种情况下意大利别无选择，只能向域外国家提出援助要求。
那么在全球中，有能力对意大利做出抗疫支援，又有能力为意大利的经济恢复做出援助的全球大国，似乎只有中国最合适。除了前期抗疫已经基本成功，中国抗疫模式已经为全球所目睹，况且中国在前期国内的抗疫战争中火力全开，医疗物资的供给已经开足马力，能够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对意大利做出部分支援。
一旦利用本次机会与中国建立起更为紧密的经济互助关系，也许还为未来解决意大利的经济问题铺平了道路，擅于逢源的意大利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而中国正好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寻找欧盟的突破口，与意大利的现状一拍一和，双方的合作也就更显得顺理成章了。
当然，除了经济上有利于双方走近之外，意大利的抗疫更有可能取得成功，才是中国选择援助意大利的最终原因。
地理位置决定意大利抗疫成功的可能性大增
即便是意大利有需求、中国存在寻找突破口的愿望，但是如果经过中国评估之后，即便我国付出极大的代价，也很难将意大利的疫情控制住，那么这个合作就是失败的，中国模式的先进性并不能体现出来，还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
但是恰恰相反，意大利从地理位置来看，最适合做疫情防控的战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抗疫成功的可能性大增，特别是在面对这种接触性传播疫情的时候更是如此。
我们可以看看上面的意大利地图，意大利的大多数国土犹如一只大靴子伸入到地中海中，只有北部的一小部分才与瑞士、德国和法国在陆路接壤，并且在意大利北部多山，与邻国的交通接触面有限。那么在相对有限的与外界接触面的自然条件下，意大利只要有效的控制住国内的人员流动，同时结合封国的政策，基本上就能够很快的控制住疫情。
在欧盟国家内部，国与国之间的人员流动相对容易，如果对外交通接触面过多，肯定会带来人员流动管控的难题，也容易带来欧盟内部政策的限制，而意大利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就能将这种影响降到最低，这也给意大利的抗疫成功带来了比较大的确定性。
因此说，选择意大利作为抗疫援助对象，既是中国一以贯之的外交政策延续，也是意大利本国国情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援助能够撕开欧盟甚至西方国家的围堵陷阱，即便是不会产生直接的效果，那也会由于本次的抗疫援助，给欧盟内部楔入一根钉子，分裂欧盟内部的团结，从而为我国提供有力的外交环境。
作者：张宏波 中天华溥首席专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属建筑施工与房地产企业特邀战略、集团管控培训讲师，南开大学战略与集团管控兼职讲师，清华大学总裁班签约讲师，《企业软实力》杂志专栏作者。多年来为上百家国资委直属央企、地方国资委直属企业、大中型民营企业集团提供过管理咨询与培训服务，在公开媒体上发表多篇专业性管理论文，具备扎实的管理理论基础与丰富的企业管理实践经验，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管理问题。著有《集团管控——理论、实务与案例》、《企业生存空间——危机与战略解决之道》、《服务于集团管控的制度体系建设》等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