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思想碰撞最激烈的年代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是民国时期，盖因为这三个时期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有限，才给那么多色彩斑斓的思想留出碰撞的空间，以至于产生了不朽的文化、不朽的思想。
但是我倒觉得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我们当代社会所遇到的思想碰撞一点也不亚于那三个时代，从自我封闭在东亚一隅的东方大国，在与世界联通的这一刹那，所有人的思想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思维与新的思维交织在一起，无论从文化分歧、文化交融还是文化变革方面，也是堪称前所未有。
在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基于经济上开放搞活的观点，在思想文化上采取了时松时紧的管控措施，在融入全球文化体系的同时，尽力保持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不丢失。应该说，这一过程也是惊险异常，曾经几次中国文化管控走在了失控的边缘。而在这一过程中，基于某个时期的社会焦点以及社会进退，“偏左”的倾向与“偏右”的倾向交互运行，保持着中国社会的微妙前行。在这种微妙的平衡中，大多数来自于基层民众与知识分子的评价，但是却应该不乏中央政府利用无形之手的暗中管控。
在经历过建国初期“经济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等重要历史时期之后，一部分中国人对“左”的东西特别反感，认为“左倾”是比“右倾”更坏的东西，甚至根据“左倾”发展出来“爱国贼”这样一种令人无法释疑的专用词语。“爱国”的人是“贼”，“爱国”会“祸国”，这种情况当然在某个历史时期会偶然存在，但是我想这种危害性至少会比“右”带来的危害要少一些。当然，“左”与“右”都是一个相对形容词，两者只要不是“极端”都可接受。但是依据我个人的观点，相对于“右”，“左”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现象。
在讨论我的论点之前，我们先对“左”和“右”做一个基本的定义，如果仅仅根据相关的网络言论，我们可以将“左”定义为支持甚至吹捧现有体制、理解甚至支持当前政府、认同并吹捧中国历史文化、认同甚至鼓吹中国人种与民族的优越性。而“右”的观点则否定中国现有体制，认为西方民主体制是全球最好体制；否则当前执政政府，认为我党执政方式具有更多的不合理性与弊端；贬低中国历史文化，认为西方文化体系代表了先进，是创造当今世界的基础；认为中国人相对西方民族具有更多的劣根性，中国人本身具有很多毛病。当然这种定义并不能涵盖全部或者全部准确，很多“左”、“右”并非那么极端，但是对于“极左”与“极右”来看相对恰当。
首先，以“左”为中心对国家、政府的适当肯定甚至吹捧，是一个国家保持稳定的根本前提。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存在都需要一个存在的哲学基础，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立国基础是什么，国家之所以存在能给本国人带来什么好处，能够给人民提供什么保护，这是一个国家存在的最基本前提。当然，对国家立国基础的哲学解释，也正是对执政者合法执政的哲学解释，但是从根本来看的话，国家与执政是无法分割的，一旦分割国家就变成了一个地理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团体的概念。
无论古今中外都对国家的立国基础格外重视，只不过在哲学解释上有些偏重于从国家层面来解释，有些偏重从执政者的角度来解释。比如美国立国基础是尽人皆知的，每一个加入美国的公民都会手按宪法来发誓效忠美国。但是一些人并不知道美国总统在接受国家法权时是手按着《圣经》来发誓的，这也就说明美国立国的哲学基础来自于《圣经》的精神。无论天授人权、众生平等都来自于上帝的授权，美国人甚至美国政客也会经常讲到上帝对美国的眷顾。上帝将美国这片土地交给美国总统执掌行政权力看上去多么的合理合法，让人不禁想到了中国古代皇帝的“奉天承运”、“青天已死、黄天当立”这种改朝换代常用的政治术语。
中国自从推翻了皇权以后一直在寻找对国家执政的合法哲学基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一种成功的尝试，当然孙中山也不是革命伊始就提出“三民主义”，而是经历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及“五族共和”的历次哲学转变。这期间的每次转变都是在最大限度的将执政党执政的合理性、最大限度的涵盖中国区域、甚至民族区域的哲学思考。
而中共执政前与执政后则在西方的理论基础上经历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立国理念转变，最大限度的将当时存在的各类利益主体在中国这个范畴内凝聚起来，将一百多年来处于一盘散沙的国家捏合在一起。但是经历了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中苏交恶、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带来的文化冲击之后，中国开始逐渐淡化“主义”的概念，转而将中国传统的儒道法文化融进治国哲学理念中来，“八荣八耻”、“以德治国”都是这种不断尝试的努力。
可以说，无论古今中外的执政者都在努力的将各自国家存在的哲学基础合理化，这是国家之内的人团结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引起内部动乱的基础，也是其他国家承认本国存在合理性的基础。尚不知，历朝历代的造反者都会编造出当今皇帝的无德，然后才能“吊民伐罪”，西方国家也会将伊朗、伊拉克、朝鲜列入“邪恶轴心”才能堂而皇之的干涉他国内政。
那么，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理解与支持我国体制、理解与支持我国政府的“左”的倾向就会对国家更有利一些，至少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能够保持国内的团结，不给国外攻击本国的理由。特别是在全球形式比较动荡、国际争端频繁的时代，这种“左”的倾向非常可贵，当年蒋介石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其实也是基于这个想法。
其次，以“左”为中心对民族、种族的适当肯定甚至吹捧，是一个民族主体存在的根本前提，也是一个隶属于一个国家民族的个人主体生存的基本条件。
除了国家之外，民族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组织主体，对民族优秀基因的认可甚至比对一个国家的认可还要重要。毕竟一个国家即便破损了，某些利益主体还能够独善其身，但是一个民族如果被定义为“劣等民族”，那么每个人都将无法幸免。君不见二战结束之前西方国家将犹太人定义为劣等民族之后，造成这些人无处逃遁的惨状吗。
所谓的优秀民族对劣等民族的捕杀，即便在当今时代都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德国人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都是发生在至今仍站在道德制高点的西方国家身上。20世纪初的前五十年中，日本政府与文化界刻意将中国人定性为“东亚病夫”，将侵略战争转化为道德战争，所谓的“东亚共荣圈”不外于优秀民族对劣等民族的合理控制哲学。
经历过纳粹大屠杀之后的犹太民族，十分注意在战后塑造出犹太民族的良好形象，以色列在寸土寸金的土地上创造的高科技、以色列人是全球最爱读书的民族，这其中不排除确实真实的存在，但是更多的可能是犹太人在有组织的塑造着自己民族的优秀形象，而这种塑造如此成功，盖因为大量的犹太人掌握着全球话语权的制高点，也就是美国的核心媒体以及美国的华尔街精英们。
犹太人属于在民族优劣性之争领域反败为胜的典型，而美国人自认为央格鲁萨克森种族的优越性、德国人自认为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日本人自认为大和民族的优越性，其实都是多年打造的结果。而他们同样将相反的标签贴给了中国人、黑人、拉美人、斯拉夫人，以便为其后对后者的统治制造舆论基础。
对种族优劣性评判的理论基础是民族的文化根基，在哲学理论上历史上优秀的民族，未来也会持续的优秀。所以美国人在极力美化自己当年创造美国的“五月花”号，将这些人描述成不畏强权、吃苦耐劳、思想独立纯洁、具有自由精神的良善之辈，并且经历过自己的努力耕耘与不屑斗争实现了国家的独立与富强。这明显是在从祖宗根基上在为自己民族的优越性寻找哲学基础，就像中国古代每个新王朝建立都要做的“家谱”一样，唐王朝的祖先是道家创始人李耳、前辈是西汉名将李广，经过后世的研究证明全部是子虚乌有。
我们中华民族本来具有先天的文化优势，四大文明古国唯一的遗存、超长的历史文化脉络、古代最完善的制度体系，这些本来都是我们吹嘘的资本，让我们在全球民族的竞争中站上制高点的有利证据，这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多年的实践摸索出来的、奋斗出来的、是用血和汗创造出来的。但是让我们感觉到切齿之恨的是一些文人、而且是掌握着话语权的文人不断的往我们的文化历史上抹黑，贬低我们的文化、质疑我们的文化、否定我们的文化，进而达到贬低我们民族的目的。
就比如最著名的争论夏朝究竟是否存在的课题，一些文人充满讥讽的否定夏朝的存在，说什么“中华五千年都是编造出来的，夏朝根本没有证据真实的存在，我们只有三千年的历史”，即便在考古发掘证据的基础上也不认为当时文化的国家性，认为只不过是部落文化的延续。这种否定就从根本上将我国从四大文明古国的序列中拿了出来，那么中华民族的先进性也自然就无从谈起。
由于这是一个专业的课题，以我的水平无法就此课题开展辩论，但是在全球文化竞争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将没有的历史也在写成有的，而我们却将有的污蔑为没有的，不知道这些人是傻还是坏。有人总说中国的历史都是伪造的历史，都不可信，只有西方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因为西方历史的写作方式能够保证他的真实性。我不知道这些说法是别有用心还是没有看过西方历史，由于缺乏中国传统的史官制度，一直到近代西方的历史才是根据文字的记载来叙事，其他的历史都是依赖于神话传说或者所谓的考古发掘来捏合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大学的老师们，认为西方的历史比我们要真实可靠。我们不能否定中国做史者的倾向性，但是本朝史官制度以及后朝为前朝做史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同时中国古代文人都有做笔记的习惯，这些所谓的野史往往与正史相互验证，才形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中国古代一面。中国崇尚所谓的“孤证不成史”，相对于西方只有遗址、缺乏文字，甚至连器物都少见的记史方式不知道要真实多少，我也不知道某些人是瞎了还是心坏了。
我们不谈论历史本身，单就中西从历史本身塑造民族特征的方法来看，我们明显处于劣势，由于知识界缺乏一种大局观，造成四十年来、甚至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在全球的竞争劣势。而这种竞争劣势其实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中国人懒散不认真、不团结、缺乏创造力、窝里斗、缺乏基本的诚信等等等等污蔑之词，配合上某些中国人的不当行为，加上对中国历史民族性的剖析，使中国人在全球缺乏基本的竞争力，在国外只能成为附属民族，无法上升到精英阶层，地位甚至不如黑人和印度人，在国内则让西方企业与西方人大行其道，在最为崇洋媚外“右”的时代，某些中国女孩被称为“easy女孩”，妙龄少女嫁了外国老头就沾沾自喜，甚至全家觉得鸡犬升天。我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否定中华民族、对中国人品质进行降级打击的最终结果。
再次，相对于否定的“右倾”，夸赞本国体制、本民族的“左倾”有利于为国家与人民争取切实的利益。
由于我们在舆论高地失去了控制，内外结合让西方认为我国具有的体制性弱点、民族性弱点、执政性弱点，那么对中国的绞杀就具备了理论与道德基础。在新疆问题上、台湾问题上、西藏问题上甚至香港问题上，西方无不从体制入手，试图瓦解中央对这些中国区域行使有效管理权，让我们不得不分出巨大的精力去维持统一，丧失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机会。
而对中国人性的降维打击，让西方将中国作为廉价商品的制造工厂，否定中国产业升级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使中国人失去获取更多利润的机会，不断成为西方血汗工厂压榨的对象。特别是西方一贯的将假冒伪劣的帽子扣到中国制造的头上，不断的试图将高端制造从中国的制造体系中分解出来，实现对中国的打压。
如果我们国内舆论再在西方话语体系的主导下，强化这种认识，那么我们的民族自信与自尊就会依然无法建立，大量的精英人才外流、在国内甘愿成为西方人的奴仆，以作为西方人的配角而沾沾自喜。可能有人觉得我的话危言耸听，怎么会有人有这种感觉，我们难道没有看到那些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在外企工作的白领们，每次都会抱着一种优越的心态与我们交流吗？当然，这其中确实有西方企业强大的原因，但是其中的文化渗透力却是不可忽视的。
主席曾经说过，相对于美国的左派，我更愿意与右派打交道，因为右派看重的是利益，利益的矛盾可以调和，大不了就多给他们一点，但是左派强调的是主义，他们时刻要从文化与精神上来对我们发起挑战，这是我们最为危险的地方。共和党出身的特朗普是典型的右派代表，他这种以利益为出发点的执政思维真的是扒下了美国的遮羞布，让美国多年来在全球建立的高大形象轰然倒塌，虽然短期来看可能占了一些便宜，但是从长久来看对于美国人来说真的是祸国殃民。
当然，我们的“右派”与美国的“右派”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划分标准，但是从总体来看中西方对左右派的划分其实是差不多的，通过以上的分析我觉得我们有理由认为“右倾”是对国家、人民一种更加不利的思想倾向，尤其是在美国“左倾”的外力作用下，这种“右倾”行为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纳入到国家的管控范畴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