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肺炎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爆发至今也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从爆发初期的慌乱与紧张、质疑与责问，到如今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不断开始进入到一种较为淡定的生活状态，本应该是一个相对缓慢的发展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在比较短的时间周期之内得以实现却并非易事。春节后假期结束至今已经接近两周，大多数居民仍不得不采取居家自我隔离的方式，这种全国范围内的动员说来容易，实际上很难操作，特别是难以做到上下一心，各地同步，整体体现的是一种国家的全面动员能力。在面对一种突然降临的外部打击来看，我们国家在本次危机中所体现出来的国家组织动员能力，截止到目前来看可以打一个高分。
1，从高层到基层的组织动员能力非凡
2月10号的周末，我所在家乡天津市疫情最严重地区宝坻区出现了群体性聚集性新型肺炎爆发状况，一个百货大楼的发病病例已经感染了将近40人，而整个天津市到2月10日那天才发现了不到100个病例，正是在这种情况背景下，宝坻区人民政府发布了硬核交通管控。
而这种交通管控的方式几乎发生在全国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内的几乎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道和每一个小区。甚至四川某区要求每家每五天可以允许有一人外出采购的要求。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是，这种管制是能够说到做到、落到实处的，每个区域直到最基层的村委会、居委会深入到各个小区、各级村民组织、甚至各家各户宣传居家隔离的政策要求，农村的村口和小区的出入口全部架起了隔离路障，24小时有人看守，对出入人员实行严格的信息登记以及体温测量工作，不明来源人员一律劝返不得进入等要求。
这种上至最高层，下到最基层联动的模式再一次证明了我国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而这也正是自抗战以来我党与我国一直保持不败的最关键核心能力。在一本《蒋介石为什么失去大陆？》一书中，作者详细分析了蒋介石败走大陆的各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我党我军从上到下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而权力与影响集中于上层有限的组织层级，也正是国民党最终败走台湾最被诟病之处。
作者举了一个典型的案例，在解放战争时期征粮的问题上，国民党在1946-1947年实际征粮7210万担，平均每年不过3600万担，1948年因为形势恶化及统治区的缩小剧降至2000万担。而仅仅在中共控制的山东解放区，1946-1947年尽管在国民党重点进攻的背景下，三年时期征粮就达到1000万担。而中共最早占领的东北解放区，仅1949年财政收入就达1.8亿担，即便扣除一半的粮食折算收入也有9000万担，与国民党3年实收零食总和相等。而这种征收基本上是在村民自愿的原则上完成的，很好的保持了解放区内的群众稳定，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征收到的粮食超过国民党是保证战争后勤的最主要因素，战争后勤的崩溃也是国民党败走台湾的最重要原因，这种能力最终是通过中共直达最基层的组织系统能力来实现的：军队有党支部，班有党小组；工厂有党支部，班组有党小组；农村党支部都直接建立到村的一级。这与国民党在城市依赖于帮会与资本家、农村依赖于耆老和地主是完全不同的，中共直达基层的组织体系相较于国民党的代理组织模式具备最小的组织衰耗、最短的动员周期、最强大的动员能力。
承平日久，我们以为中共的这种组织能力已经逝去，但是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我们又重温了当年中共横扫全国的场景。从城市内遍布每个小区门口的党员干部与志愿者、到游走于城市道路深入到居民用户中开展调查的党员干部、到最基层农村的支部书记广播、村口的村民防控组织，每一位居民在这种强大的组织内都更加自觉，严格遵守本区域内的疫情防控要求，即便偶尔有些不自觉的个别人也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发现并采取有效措施。
2，全国各区域之间的横向组织动员能力
在本次疫情防控的过程中，全国范围内医疗资源的调动、信息情报的共享、疫情防控后勤事务的协同上已经步入正轨，逐步实现了常态化。而这些协同共享不太可能是在民间自觉自愿、也不太可能是通过地区政府之间的平级沟通来实现的，他只有通过中央层面的统一协调、统一调度、统一安排来实现的。这里面表现出强大中央政府对此类事件的控制能力，说句实话，虽然现在疫情防控局势仍然紧张，但是中央层面已经有了一种稳坐钓鱼台的感觉，老大们心里应该有了底。
横向组织能力最早体现在全国其他地区的医疗护理人员支援武汉的现象。早在疫情刚刚大规模爆发的大年三十，就已经有北京、上海等地的医疗队伍赴武汉支援。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全国疫情较轻、医疗水平较高的地区几乎都派出了不同数量的医疗团队赴汉支援。有些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已经派出了第二批、第三批的医疗支援队伍。大家一直觉得这都是应该的或者是举手之劳，我简单查了一组数字，作为三甲医院北大医院共有职工不到3000多人，其中有50%是属于后勤服务人员，那么真正医疗一线的医生护理人员就只有一千多人。而北大医院连续三次派出的人员达到了近300人，而有些科室比如眼科类的医生是不适合这种疫情支援的。如果把抽调医疗人员分散到各科室的话，可想而知会给医院正常运转带来多大的压力，更别提每个城市还有自己的疫情防控要求。而这种大规模的资源调度绝对不是省际之间沟通协同带来的结果。
在医疗支援团队的基础上，大规模的物资调度与物资供应逐步走向正轨。除了在疫情迅速传导到全国的最初几天引起了恐慌性采购之外，国家通过跨区物资调度，关键战略物资管控、关键生活物资价格管控来确保疫情防控期间的稳定供应。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实行交通管制、大部分行业处于休工的状态下，国家很好的分清了不同行业的重要度，通过选择性管控使重要物资供应保证无虞。根据观察，即便在已经采取了交通管控的最基层村社组织，仍然能够获得比较稳定的新鲜蔬菜与肉类供应，至于大城市内的蔬菜食品以及防护物资供应到目前为止基本实现。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部分地区、部分区域的供应空白，也包括某些特殊物资（口罩、酒精等）供应短缺，但是这些问题除口罩酒精等仍存在结构性缺口之外，基本已经得到解决。
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核心骨干民企、动用国有库存、有限保证前线的方式，使战时供应保持在合理稳定的程度内。在疫情爆发之初出现短暂的物资抢购现场，随着物资大量稳定的供应已经渐趋无形。目前超市内充足的粮食食品、蔬菜肉类基本上打消了居民的恐慌，这也是国家多年来形成的稳定的经济结构以及强大的供应能力带来的结果。同时通过定点打击哄抬物价的行为、重要供应机构不得停业的要求，使价格稳定配合供应量成为稳定民情的基础。这不禁让我想起建国初期中共进入上海之后稳定物价与经济活动的那场战争。通过从外地调运大量储备基础物资、严格屯售、严控价格等几项措施，就成功的将上海市的物价控制下来，相比1948年蒋经国同样在上海打虎的经历可称高下立现。
横向组织协同能力的高潮体现在全国各省市对湖北省各地市开展对口支援的决策层面，这种一对一的对口支援较之以往只对湖北省全省的统一支援前进了一大步，改变了资源大部分留在武汉市，而其他地市缺乏有效支援的结构性失衡局面，前期黄冈、恩施等地向外界发出被遗忘的的呼吁至此可以缓解。在区域之间实行对口支援的方式在中国一直存在，主要表现为经济发达地区对经济非发达地区的支援，这种支援可以体现在经济发展、教育对接、贫困帮扶，甚至产业帮扶。目前我们看到最多的是沿海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对口帮扶，但在建国初期曾经出现的内地省份对沿海地区的帮扶，以及东北地区向全国各地输出技术与人才支持，则为很多人所不知。可以说，这种对口帮扶与支援是实现国内区域之间平衡发展的一种有效措施，也只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才有能力在全国大范围内实现资源与能力的大规模调度，在本次疫情防控中这种方式又发挥了作用。
全国区域内横向协同还体现在春节开工后大规模的人员流动管控层面。由政府出面出台规定春节后延期上班一周左右，但是至此疫情仍然没有缓解的迹象，但此时再依赖政府出台政策要求的方式延迟开工必然存在着比较大的风险，也给政府的执政带来较大压力。因此从2月10日以来的开工必然带来大规模的人员流动管控问题，如果控制不好必然会带来疫情扩散的第二次高峰，这也正是很多专家以及普通居民最担忧的问题。每个地区对于外地人员流动的管控措施难免会出现过激现象，比如北京某些小区禁止外地回京人员进入小区回家，后来又要求必须强制隔离14天不得外出，这就从某些方面伤害了某些人员与企业的利益，一边是企业要求复工，一边是居民小区不得外出，国家针对这些问题也马上出台了相关措施予以解决。应该说这类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爆发、又在比较短的一两天内引起重视并出台措施，反映了本次疫情防控过程中组织的运转已经越来越顺畅。
3，强大的舆情管控是组织动员能力的前提
舆情管控是我党能够战胜国党、获取大陆统治的关键，包括解放区的舆情管理以及国统区的统战工作都堪称经典。因此很多人认为在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溃败的最根本原因是内部的崩溃，特别是平津战役期间的和平解放北京，以及淮海战役中通过统战工作成功瓦解国民党的多支部队，造成国民党军队的屡战屡败，甚至出现国党的具体战役计划还没等部署就已经摆在中共军队的指挥员手中的事例。
改开以后在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之下，很多人认为中共引以为傲的统战工作已经全面失守，特别是在去年开始的香港问题上，由于统战工作做得不好，甚至有些被敌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而对香港问题的解决中央祭出的手段也是乏善可陈，正是基于此有些人才发出中共统战工作失守是我们最大的损失。但是在本次舆情防控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在舆情管理方面国家的强大能力，在疫情初期对武汉救治不力的舆情问题、疫情发展高潮时期对“吹哨人”李某某处置的舆情问题，是本次疫情防控过程中的两件主要舆情问题。特别是在“吹哨人”事件的处理上，在短时间内迅速发酵不能不思考可能出现的境外人控制问题。但是即便如此，国家在舆情管控方面从目前来看已经大获全胜，基本控制住了局面，在疫情爆发时面对多种矛盾的局面之下保证了国内的稳定。
一般来看在疫情管控状态下会爆发很多矛盾、在利益上出现很多对立，国家出于对生命安全的考虑出台的某些政策措施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触犯某些人的利益，甚至侵害某些人的权利。比如企业不能复工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压力、禁止调高物价会对疫情期间高企的人力成本带来压力，而这基本还是针对企业层面的管控措施，国家控制起来比较容易。那么居民小区管控、村社组织管控、禁止人员外出、接触人群集中隔离就已经涉及到很多个人的利益了，这是舆情管控的最大难题。特别是在自媒体发达的社会环境下，每个人都是舆情管控的目标，一件小事可能会引起比较大的社会问题，那么从目前的局面来看，国家在针对居民个人的舆情管控做的相对不错，正面声音强大，面对负面舆论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力量。
从我的观察来看，本次舆情管控国家采取的措施应该属于立体交叉的方式，既有各级组织的动员、又有政策法规的要求、还有心理层面的管控、再结合对个体案例的打击，多管齐下才带来本次舆情管控的胜利。
组织动员：组织动员是舆情管控最基础的工作，如果没有组织上的行动，舆情管控也只能落入口惠而实不至，引起更大的舆论反弹。从本次组织动员来看，主要是从各级组织防控指挥部的设立、各级政府组织日常巡回、区域之间组织协同、多专业（铁路、物资、卫生等）领域的组织协同，这部分在前边已经讨论过，我们不再细谈。
案例控制：对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工作不力的机构与个人及时进行惩戒，包括湖北省的一些较高职位领导已经被撤职审查，其他一些区域也相继出现某些官员因为疫情防控不力被撤职的现象。对某些不良事件的影响也及时进行通报并尽快出台了处理措施，战时管控讲究稳准狠，难免冤杀错杀，但是必要时还是需要的。
重大舆情：在对武汉红会与“吹哨人”李某某舆情处理层面，虽然我并不知道具体舆情处理原则，但是可以看出基本措施体现出“重视+淡化”处理的方式。比如在两期舆情中，官方首先都从相关层面发出了重视的声音，并且开展了官方调查，这是平息舆情的重要步骤，特别是在李某某舆情处理中，中央高调派出了监察组赴汉调查，在疫情防控如此严峻时刻做出这个决定可以说是对舆情的重视程度。但是在处理舆情的结果上却采取了“舆情淡化”的方式。比如武汉红会也是在舆情已经开始稍显平息之后才提出了并不严厉的处理措施，大部分的责任还是在工作失职。至于李某某舆情处理结果，应该还是李某某被评为工伤，给与了较高的经济补偿，对网友呼声比较高的问题并没有采取措施，也体现了官方对此事的基本态度。“重视”+“淡化”的方式有利于在重点危机时消除不利舆论因素，团结最广大人群，这明显是舆情处理中一种较高的艺术行为。
信息公开：本次疫情发展过程中的数据与信息基本出自官方，这是与之前大多数重大危机管理的重大差别。由于本次疫情影响面比较广、影响范围与人数都比较大，因此居民具有强烈的信息知悉要求。正是在此情况下，每个省市、地区的确诊人数、疑似病例都有每天的播报，甚至某些地区（如天津）能实现即时播报，这就大大缓解了居民的信息需求压力。这种正面官方的信息公开方式也使谣言没有藏身的余地，居民获取信息也倾向于相信正面信息，借用毛主席说过的话：思想文化领域的阵地，如果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
违法打击：主要包括对造谣生事者、对虚假信息的传播者的打击与诫勉，通过这种诫勉打击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同时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应该能够感觉到官方通过各种方式屏蔽掉一些非官方信息，目前的信息还是以正面为主。可能我们又有了一种言论自由的要求，但是在战时情况下民众反而比较痛恨这种造谣者，转过来支持官方的行为。当然，打击虚假信息主要还是要与信息透明公开相为表里，如果没有可靠的官方信息，那么小道消息自然横行其道，堵是堵不住的。
4，总结
本次全国性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与控制，已经上升到一种国家战时状态，这也是检验一个国家面对突发重大危机时的应急处理能力。与一般战争可以分为前方与后方不同，疫情的全国性扩散几乎使我国没有一个稳定的后方，每一个区域都是主战场，最大的区别也就是敌前与敌后的区别。
这种没有大后方的战时状态使国家缺失一个稳定的保障基础，也是国家在本次疫情防控战争中的最大难题。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说打赢了本次疫情防控的第一阶段战役，不过随着企业复工的压力越来越大，全国性人员流动开始成为常态，第一阶段的组织动员方式是否需要调整还需要执政者来详细研究。
虽然在本次疫情传播与防控的战争中我们经历了前期的策略失误以及惨痛的教训，但是好在我们在短时间内迅速的调整了策略，及时采取了较好的应对措施，在卫生、物资、教育、运输等专业之间以及各区域之间开展了有效协同。当然，国家那么大、涉及的区域那么广泛、参与的人数那么多，难免会出现某些疏漏，有些人会出现牢骚不满，这也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我们在未来的工作中需要改进的部分。
作者：张宏波 中天华溥首席专家，著名管理咨询专家，组织变革专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属建筑施工与房地产企业特邀战略、集团管控培训讲师，南开大学战略与集团管控兼职讲师，《企业软实力》杂志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