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大庆，中天华溥管理咨询集团谨以此文祝贺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再创辉煌！
三、古田会议
1929年10月1日，陈毅结束了在上海向中共中央的汇报，携带“九月来信”动身返回红四军。在陈毅到红四军的前两天，那位在朱毛之争中颇为活跃、白砂会议后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的刘安恭，在率部进攻广东大埔的虎头沙时中弹牺牲，时年30岁。
11月2日，陈毅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请他回前委工作。11月18日，朱德和陈毅率部抵达上杭的官庄，两人又一次致信毛泽东，请他同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23日，部队第三次攻占长汀，红四军前委在这里作出决定，促请毛泽东速回主持工作，并派部队去迎接。这时的毛泽东，一方面健康正在恢复，另一方面看了陈毅传达的“九月来信”，己知中共中央的态度，乃于11月26日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部长谢汉秋的陪同下，来到长汀与朱德、陈毅会合，并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同到红四军后，毛泽东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作了白我批评，并介绍了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人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到这时，历时几个月的朱毛之争真正结束了。
11月28口，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了三项重要决定:(一)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人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一些旧的封建残余制度(废除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同一天，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汇报白己回到红四军的情况和目前的工作计划。信中说:“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己到，中央的意思己完全达到。”
12月上旬，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撤出长汀，前往连城新泉与在这里活动的第四纵队会合然后，全军在这里进行了十天左右的政治与军事整训。12月中旬，他们又率部开赴上杭县的古田村，为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人会做准备毛泽东依据“九月来信”的精神，结合调查研究的情况，起草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党的组织》、《党内教育》、《红军宣传工作》等八个决议草案。
12月28口至29口，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人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党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大会通过选举，产生了红四军新一届前委成员，他们是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军政治部主任)、黄益善(前委秘书长)、罗荣桓(第二纵队党代表)、林彪(第一纵队司令员)、伍中豪(第三纵队司令员)、谭震林(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宋裕和(红四军经理处处长)、田桂祥(士兵代表)。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对于古田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中共党史上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这自然是有其道理的，它确实在党的建设问题上、在新型人民军队建设问题上，都具有创新性的意义。但是也应该看到，古田会议及其决议的形成，与此前发生的朱毛之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场争论中，朱毛关于党与军队的关系，军队中党如何建设，军队自身如何建设等，曾出现不同意见，产生了争论。正因为产生了争论，就使得争论的双方都对白己的观点和对方的观点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也使得中央领导层不得不对双方争论的内容提出意见，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建设的比较正确的思想。朱毛之争之所以产生这样一个积极的结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场争论从根木上讲不是个人意气之争、权力之争，争论双方的出发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如何把军队建设好、把军队中的党建设好。因为有这样一个共同点，因为双方都以党的利益为重，故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之后，双方最终达成了共识，这就为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
四、政治建军与“党指挥枪”
“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及其制度，经历了一个逐步确立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三湾改编在实践中初步建立起党领导军队的制度，古田会议则从理论上阐明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性。这一时期开始推行的政治委员制度，确保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开展。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又明确提出“党指挥枪”，成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种形象化表述。此时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迅速恢复，更充分反映了中共对“党指挥枪”原则的坚持。解放战争期间，军队各级又恢复和健全了党委制，进一步加强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从而保证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和最终胜利。
红四军将党代表制改成政治委员制，实质上仍是党代表制的延续。与苏联军队不同，红四军中的政治委员不仅代表苏维埃，还是党在军队中的代表，而且政治委员与军事首长是前委领导下的平等的分工协作关系。在此之前，陈毅曾就如何处理政工人员与军官的关系向中央汇报：“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可以有四个方式：一，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平等(结发夫妻式)，结果天天要吵嘴。二，把政治工作人员权力只限于政治训练，这样军官权力过大，政治人员会变成姨太太。三，照江西红军二、四团的办法，军官须听命于政治工作人员，这样成了父子式了。四，军官与政治人员平等，由党内书记总其成，一切工作归支部，这样可以解决许多纠纷，划分职权。
实际上，古田会议的决议最后采用的是第四种方法，建立了在党委领导下的双首长制。这不仅保证了政治委员在军中的地位，而且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国共合作的要求，中共领导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曾取消政治委员制度。中共中央曾规定：“改编后的红军，为适应新的条件的变更，确定红军中实行单一首长制，以政治部主任为其政治的助手。同时为健全党的组织，以集体的领导方式来代替政治委员制度。”
取消政治委员制度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开展。据黄克诚回忆，1937年9月平型关战斗结束后他去部队检查政治工作情况，“在检查和座谈中，我感到部队虽然改编时间不久，但作风却起了很大变化。主要是由于部队中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显著削弱，吃得开的是副官，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并将此情况向中央汇报。
随后中央立即指示：“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为政治委员。” 中共军队迅速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和各级政治机关。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探索总结出了一套坚持“党指挥枪”的制度。这些制度包括：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支部建在连上，推行政治委员制，健全党委制和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等。这些制度互相衔接、共同作用，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组织架构体系，为“党指挥枪”提供了坚如磐石的制度保证，同时也是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和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历史已经证明，“党指挥枪”是人民解放军的建军之本、立军之本、强军之本，是人民解放军永远不变的军魂。
五、红军初期建军历史对企业组织建设的几点启发
（一）组织建设是企业发展各阶段中必须面对的课题。组织建设的节拍与业务发展合拍是理想状态，但更多的时候组织建设会慢半拍，尤其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业务拉着管理跑是普遍现象。这就需要识别企业面对的具体经济环境，当结构效率大于运营效率时，学习三湾改编从组织建设发力带动业务是必然选择；当运营效率大于结构效率时，业务问题应当优先于组织问题，规模是最重要的，增长才是硬道理。
（二）伴随企业成长企业管理者要完成角色转换，从业务能手向组织能手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从抓业务到抓管理、从做生意到做机制、从琢磨产品到琢磨客户需求、从经营市场到经营员工。多数中小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卡在这些问题上，这就是所谓的“管理跟不上、组织跟不上”，其本质是老板跟不上。
（三）组织结构的调整要体现两个导向的结合，并在再调整后要有职能的完善。两个导向指的是战略规划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组织结构的调整往往是因解决具体问题而起，具体问题往往是短期的、阶段性的，这就要求以更长远的眼光来协调组织结构的长期稳定和短期变革需求的矛盾。
（四）组织最重要的是机制和体制建设，组织机制建设的关键词是：流程、层级、结构、制度、文化。机制建设追求的是效率逻辑，是组织的理性层面，同时也要兼顾人性。在旧的机制上往往长不出新的业务。
（五）连支部建在连队上、政治委员制度，不失为组织中台建设的好路径。所谓“中台”其实是基于职能和业务联通的一系列解决方案。将支部建在连队上，让后台听见了炮火的声音，政治委员制度则把握住了前台的方向。
本期专家简介：汪泽老师
中天华溥副总裁，华东区负责人，企业管理咨询专家，6年企业管理咨询经验。具有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曾服务的客户包括但不限于：卓尔智联，中交集团，硅宝科技，广东广业集团，烽火科技集团，国泰集团，北京新航城控股，三洋铁路集团，湖北华电电力，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铁隧道，艺海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