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2个建军节。92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中国诞生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92年来，人民军队高举着党的旗帜，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浴血奋战，勇往直前，战胜一切敌人，征服一切困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回顾建军初期那段峥嵘岁月，硝烟弥漫的历史洪流和革命者的浪漫情怀令人神往。作为一位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的咨询顾问，颇觉得时空的隔阂也未能切断组织建设的相似之处，正如我对那段历史的迷恋一般。于是放下手头的工作，于这溽热的苦夏中，想要写点什么。
一、从三湾改编到井冈山会师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为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4个省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决定派毛泽东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
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的计划，确定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书记，作为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机关；另一个是党的行动委员会，由起义地区各地方党委负责人组成，任命易礼容为书记，负责地方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先把革命闹起来（业务先行），领导机关的分工并未明确提出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以及内部的分工（组织滞后），所以在后续2年时间里，人民军队在政治建军这个组织建设的核心命题上一直有不同的声音。现在看来，鉴于当时的革命环境，军事（业务）拉着政治（组织建设）跑似乎是一个必经阶段。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暴发，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合后，毛泽东否定了“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意见，把部队引向罗霄山脉建立革命根据地。当部队走到萍乡县芦溪镇时，遭遇敌军和地主反动武装的偷袭，部队伤亡1/3，士气低落、士兵不断逃亡、军阀习气严重。
这里需要注意秋收起义的一个特别之处：相比南昌起义，它不仅是单纯的军队行动，而是有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起义。从组织建设的角度看，人民军队此时面临着人员结构的多样化、思想并未完全统一的现实状况，这也为后来的改变和建军原则冲突埋下伏笔，甚至付出血的代价。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到达三湾时，部队减员到不足1000人，组织很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当时面临如下几个困境：①党不能切实掌握部队，士兵思想混乱，对革命的前景充满忧虑；②人心浮动、逃亡不断，士气非常低落；③旧军阀、土匪、雇佣兵、流寇习气严重，不受群众欢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改进部队存在的问题，不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不仅难以适应艰苦的环境，而且无法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为了巩固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在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就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改编措施如下：①第一，整编部队，把原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一个团，下辖两个营十个连，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②党组织建立在连上，设立党代表制度，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营、团以上有党委，全军由毛泽东领导前委；③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并初步酝酿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湾改编是一次非常精彩的全方位组织设计，体现在：①整编部队的组织架构，通过团级的“团部-政治部-辎重队-卫生队”、“营与营”、“连与连”的横向组织分工，确保部队的战斗能力满足革命需要；②通过“前委-团-营-连”的纵向授权与汇报，建立起正式的权力结构，确保决策效率，③党组织建在连级，不仅有利于连级中层干部的发育，更重要的是实现了政治工作的直线职能化，将党的政治工作与前线军事行动绑定，听见炮火的声音；④在静态的横向分工与纵向授权体系上，建立“士兵委员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协调机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前委-团-营-连”的纵向授权是通过各级指挥官的直接沟通来协调，“士兵委员会”是通过既定会议程序来协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通过士兵素质标准化、行为标准化、绩效标准化的方式来协调，当然这几种方式的协调内容也是不一样的。
组织的形态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1927年9月三湾改编的举措无疑是符合革命发展需要的。但同时也存在两个可能的现象：①士兵委员会有可能会助长极端民主化，从而导致管控的减弱，这种可能性再后来的行军中被证实。以至1930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原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要使他的权限逐渐缩小一直做到消灭”，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②通过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在秋收起义部队埋下了政治建军的基因，但并非所有革命者都报同样的理念（甚至当时的中央也未曾明确这一点）。这也是后来朱毛之争的核心问题，组织建设背后一定是使命和战略以及由使命说决定的最基本的组织原则。
在我们的咨询工作中，企业组织建设往往因饿求解，这无可厚非，但一定要注意“饿”的改变，与其说组织建设是一个自上而下或上下结合的过程，还不如说是由外而内的过程。
10月3日，起义部队离开三湾村，开始向井冈山进军。10月27日，起义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和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原宁冈县龙市镇) 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在砻市的龙江书院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毛红军”由此而来。全军编两个师，一个教导大队，旋即取消师部，改为6个团由军部直接领导。全军万余人，枪两千余支。接着在宁冈召开了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第四军军委，毛泽东任书记，随后不久军委改选陈毅为书记。
二、军委与前委之争
（1）前委、军委的设立
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致信朱德、毛泽东及红四军前委，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并指出：“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信中还提出，前委所管辖的范围“当然要由环境决定”，暂时可包括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各县，“所有这一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但是这封信直到同年11月2日才送达红四军。
6月26日，红四军收到中共湖南省委指示信，要求取消红四军军委，另成立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红四军与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中共湖南省委还指定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陈毅、龚楚、宋乔生及兵士一人、湘南农民同志一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毛泽东、朱德、龚楚为常委。
7月中旬，红四军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决定按照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将军委改称为前委，因毛泽东在永新，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会后，前委指挥红四军第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团前往湘南郴州；毛泽东以党代表名义指挥第三十一、三十二团留在井冈山。
7月下旬，前往郴州的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其中第二十九团几乎全部散失。8月23日，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在湖南桂东与朱德、陈毅率领的第二十八团会合。当晚，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重返井冈山，并取消前委，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部队行动，以毛泽东为书记。
11月2日红四军收到中央6月4日的来信。11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重新成立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任书记。
11月14日至15日，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23人组成军委，由朱德任书记，陈毅改任士兵委员会秘书长。当时，红四军前委和军委的书记都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军委隶属于前委，军委委员的名单由前委指定。
从井冈山会师到离开井冈山的这近一年时间里，红四军的组织建设环境相比“行军”时要稳定一些，但此时红四军面临的“多头领导”反而成为了组织建设的又一难题，事实上，当时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上级组织机构：中共中央、湖南省委、湘赣边界特委。这一时期的组织建设体现出在上级主管单位的意志和现实战斗需要之间摇摆的特点。此后，军委和前委还出现了反复。
（2）离开井冈山
1929年1月4日，红四军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作出了向赣南进军的决定，直接目的是为了在经济上摆脱“万不得已”的困境，在军事上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离开井冈山其实是一个风险极大的决定，虽然后来因此而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并建立了红色政权，但当时做出下山决定的主要原因并非创建和发展赣南根据地，而是经济原因和“反三省会剿”的需要。毛泽东当时也是反对向南出击的：“红军不走，以现在的基础可以逐渐向四周发展，前途希望是很大的”；四军前委在写给中央的信中说：“以赣南为退步的话，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路，不得已时也许要往赣南，但完全是为了经济计，而不是政治意义。”
这一次，业务又跑到了组织建设的前面。好在通过三湾改编和井冈山根据地建设，人民军队已经有了组织建设的实践。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是坚持政治建军的理念，他从政治制度、政治路线和建军思想的高度出发，“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才使得后来红军能够一次次化险为夷。
在企业管理上，我们常常为了解决某些紧迫的业务问题，让组织建设滞后了些，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也很正常，但千万不要忽视企业的使命愿景及背后的组织原则，不要在形式的改变中忘记了组织建设的初心。
（3）前委、军委的反复与二月来信
1929年2月初，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到达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时，前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鉴于部队行军打仗和军情紧急，为了减少领导层次，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朱德的军委书记一职也暂时停止。对于这个情况，同年9月陈毅在向中共中央报告红四军的党务工作时也说：“四军出发赣南， 前委在事实上随军走，所以只能管军队，至多达到某地作一点巡视地方党的工作，同时军队每日行动均须决定，因此觉得军委、前委发生重复，遂将军委停止职权，由前委直接指挥两个团委，（以）及特务营委及军部特支，颇觉便利敏捷，同时前委权力超过特委，军队行动脱离了地方主义的束缚。”
上述出于行军打仗需要而对暂停军委工作的决定，并没有及时被中共中央了解，甚至红四军离开井冈山的的消息也是通过报纸上的报到才被中央知晓，并且此时与中央的书信往来已间断了半年。
1929年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朱毛红军撤离井冈山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对红四军的情况不是很了解，自中共六大组成的新中央回国后，半年内几次派人送信给朱德、毛泽东，但始终未能联系上，中共中央对此“莫不胜焦念”。红四军撤出井冈山在赣南一带游击的消息，中共中央是从报纸上的报道中得知的。
1929年2月7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来了一封信，此信史上称之为“中央二月来信”。因秘密交通的辗转，前委直到4月3日才收到。来信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和军阀混战的缓和，红四军很难形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要求红四军将部队分得很小，散向农村，朱德和毛泽东速来中央。
党中央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封信呢？因为共产国际对中国的革命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南京政府的统一，内战的停止，各军阀联合进攻城乡苏维埃运动，党的基层组织大减，农村根据地大部丧失。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红军主力化整为零，躲藏起来。朱毛的目标太大，应当离开队伍，调中央来工作，这样是把朱毛保护起来，要是继续留在苏区太危险了。
毛泽东召开会议，认真讨论了中央来信，于４月５日以前委名义给中央回了一封信，批评了中央的悲观论调，并强调：“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好在周恩来在这件事情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在执行党中央指示的具体操作上留有余地，以中央名义发出信件之后，并没有强令红四军执行。当他收到红四军前委４月５日的复信，加上新军阀的重新开战和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调朱、毛来中央的事也就作罢了。
历史证明，在当时南京政府统一，各军阀联合进攻城乡苏维埃运动的新背景下，红军的组织建设更应当集中才对。四军前委再给中央的回信中指出：“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是失败的。”所以，前委认为：“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
我们从企业集团管控的角度来看这次来信，如果将中央看做是控股集团，四军看做是二级业务单位，那么您是否也遇到这样的情形：控股集团下属的二级单位是做虚还是做实？控股集团控的到底是哪些，是否要直接插手二级单位的业务经营？
答案不言而喻：对于一个多元化、跨区域发展的控股集团，经营环境越是复杂、控股集团的管控越是倾向于虚化（财务、战略），那么二级集团一定要做实。
（4）钦差大臣与重设军委
在收到红四军的复信后，中共中央便不再坚持调离持朱毛。也没有将刘伯承和恽代英派来，而是将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刘安恭派来了。
1929年5月上旬刘安恭来到红四军。鉴于刘安恭的背景，毛泽东和朱德对他的到来都很重视，于是红四军前委决定恢复曾“停止办公”的军委，并由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并做了如下关于人事任命的说明：“现在因时间开长而发达红军数量比前大增，前委兼顾不来，遂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部，刘安恭同志为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然而这可能并非重新设立军委的全部理由，而更像是一次因人设事，当然鉴于刘安恭的特殊背景，如何给他在红四军内安排一个合适的职务，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四军前委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组织建设过程中，常常有一些CEO难以把握的关系，任何组织都难以忽视关系的力量。但是，在处理这种关系时，只要不影响组织建设的基本原则，就不会带来重大的损伤。因人设事带来的流言非议不妨交给时间去化解。
对于红四军而言，这个基本原则就是政治建军、就是党指挥枪。然而，先让刘担任军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原本是毛泽东兼的），后又担任军委书记。实际上是把政工权力交给了一个尚未熟悉的同伴。在加上刘安恭与朱德曾有工作上的交集、毛泽东与朱德在工作方式上较大的差异、红四军高度民主的决策氛围，实际上是将毛泽东逼到了一个不利的位置，为“朱毛之争”的加剧以及毛泽东离开四军埋下了伏笔。
我不禁想起去年在广州的一个咨询案例。整个二级集团由三类员工组成：和董事长（位居控股集团）做线下业务起家的嫡系，由CEO（某平台空降）带来的中央军及招募的新兵，并购整合进来的异姓团队（由CEO管理）。当时有三个棘手难题：①出于历史沿革及控股集团管控需要等原因，财务的资金支付权限（注意是资金支付，审批权限在CEO）仍把握在由控股派下来的财务副总手中，以至于每次资金审批流程完成后还要再走一次支付审批，供应商意见很大；②控股集团派驻下来的合规管理人员任职风控中心下属法务部部长，这就导致风控中心总监可以否决法务部长的意见，而法务部长的意见又时常带有控股集团合规管理的意图。
这两个难题都涉及了上级主管单位派驻的人际关系，项目组没有直接就个人关系提出方案，而是与客户确定了在资金和法务管理上的基本原则：①根据资金量的大小和业务性质，划分与CEO的资金审批权限。建立控股集团资金池，对全资及控股公司的运营、项目资金采取账户资金余额控制，超过余额部分进入控股公司资金池进行集中管理、统一使用；②法务应当聚焦于法务管理而非企业的全面风控，合规管理应当保证独立性不应与业务执行层重叠，风险管理按照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战略风险、操作风险分类设计权属机构（其中操作风险归合规管理）。这些基本的原则得到了客户绝大多数部门的认可，至于后续的组织结构设计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当您也面临这样类似的“关系”难题时，从业务出发明确您的“建军原则”，也许问题会好办一些。
（5）朱毛之争
离开井冈山之后，由于“处境困难，屡遭挫折，于是，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一直不断”。收到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后，这些争论又逐渐发展到基层。而刘安恭的到来和军委重设，进一步加剧了红四军内部的这场争论，并且涉及毛泽东和朱德，也就是史上所说的朱毛之争。
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一职后不久，就作了一项限制前委权力的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事。曾经历过这场争论的萧克在《朱毛红军侧记》一书中回忆说：“问题就出在新组织的军委。刘安恭在军委会讨论工作时，对上级机关———前委作了条决议，‘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对这条决定，许多人就觉得不合适，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从而议论纷纷。”当时中共中央在关于红四军工作的指示中说得很清楚，前委不仅领导所在红色区域的地方工作，而且是在前委之下组织军委，也就是说军委是前委的下级组织。
刘安恭作为空降大员，如果仅是个人原因做出这个决定似乎难以理解，简单的将军委前委之争看做是朱毛之争也显得过于简单。实际情况正如《毛泽东传（1893—1949）》中所说：“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这就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本质上说，关于建军原则的分歧才是这场争论的核心，军委、前委等组织结构层面的争论只是表象。而且这一争论的核心也并非是刘安恭来了之后才有的，他的到来只是将这场争论摆到了明面上。
为什么会有建军原则的分歧？原因有以下几点：①红军的成分本身就非常复杂，有职业革命党人、旧军队士兵、工人、农民、战俘、游民甚至流寇，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充斥在军队中；②长期的艰苦战斗使得军事和政治教育这两条腿发展的不平衡，政治建军的理念长久未能达成共识；③高度民主的决策氛围和沟通环境，难以有效控制分歧的蔓延；④建军初期，虽然明确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在具体措施上未有先例可循，一些措施上的分歧间接延伸到了建军原则上。
于是，红四军内部在如何建军的问题上出现了原则性分歧。有人认为红军的任务只是单纯打仗，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主张削弱党的领导；有的公开提出要限制党代表的权力，认为过去“党太管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要求限制前委对红四军的全面领导。这些分歧导致红四军在建军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党的领导权“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针对这些思想倾向，毛泽东在1929年6月给林彪的信中明确提出了党的“绝对的指挥权”“绝对的党领导”。历史证明，这是对的。
我们在给企业提供组织建设咨询服务时，总会去探究客户的业务模式以及背后的战略意图，并据此为客户提出组织设计的基本原则和几个阶段的方案。这是因为：业务决定组织的形式。如果将组织看做是一个动词，那就是想要怎样把事业干好，就采用什么合适的方式来组织工作。但同时也更应认识到，组织还是一个名词，组织是有惯性的，有时即便明白了如何把事业做好，也难以在组织上改变哪怕一丁点。正如毛泽东早在三湾改编时就已深知如何建设一支军队，但在红四军建军问题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波折。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要知道，不管是动词还是名词，组织一定不是铁板一块。静态的组织中有动的成分，动态的组织中也有静态的阶段和内容。在咨询实践中，我们应当时刻保持这种动-静的思维，才能找到合适的组织方案而不是寻求“最优解”。
通常，我们将市场管理系统看做动态内容，比如营销系统、交易系统、体验平台、线下网点等；把企业内部支撑的管理系统看做静态内容，比如法务管理、风险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把各类服务于动态的各类解决方案看做是无极变速的中间内容，比如业务解决方案（Eg-统一订单管理系统）、数据服务（Eg-数据资产管理）、技术支撑能力（Eg-技术平台建设）、产品开发能力（Eg-集成产品开发）、面向用户的组织保障（Eg-HR三支柱、内部交易系统）。当然，上述的这些举例在不同的企业是不同的。
在有了这种动-静-无极变速的划分后，不用急着做组织结构上的改变，您只需要考虑一个问题：无极变速中的这些内容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与动态、静态部分联系的。
举一个2018年在武汉的案例：该企业具备行业内唯一的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有200余名技术人员，但在产品开发上面临一个长时间未解决的难题：没有构建起面向用户的研发体系，技术人员更多地是沉浸于如何把产品做出来。领导虽然想构建起面向用户的研发体系，也考虑过IPD的方式，但由于行业的特殊性（生物医药）担心配方的泄露而迟迟未敢做组织变革。项目组织围绕集成产品开发的逻辑，重点关注各个产品开发阶段风险的隔绝，提出设立应用技术部门作为研发与市场的桥梁、分研发阶段设置不同LPDT、标准化研发流程输入与输出模板、研发人员长效提成机制等措施，建立起了一整套产品开发的解决方案。设想如果不以这种动-静结合的思维，而仅仅讨论研发与销售之间的权责划分，势必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我们曾经有很多“好的”组织方案给客户（几乎每次组织报告方案都会分阶段备选），客户也深知其理论上的合理性，但却常会笑眯眯的和我说：“汪老师，这个方案能不能柔和的促成。”答曰：“可以，明白您的难处，深感局面之不易”。
（6）辞呈与落选
1929年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永定的湖雷召开会议。会上，就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前委与军委的分权等问题发生了争论。
一种意见是要求成立军委，理由是：“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而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工作”，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另一种意见是不必再设军委，认为现在领导工作的重心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置重叠的机构，并且批评要求设立军委的人是“分权主义”。然而会议并没有现成最终结论。
6月8日，在白砂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辞呈，陈毅被大家推举代理前委书记，这是陈毅所未料到的结果，也是毛泽东未曾想到的。
6月22日，在龙岩城召开了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通过了由陈毅起草的“七大”决议案。这份决议案或许是出于停止争论、加强团结的愿望，“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至于朱、毛去留问题，由中央处置。在中央未作决定以前，仍留任前委委员”。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选。虽仍为前委委员，但落选了中央任命的前委书记。作为红四军的缔造者和最高指挥者，失去了指挥权。会后，毛泽东大病一场，带着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妻子贺子珍等一行6人黯然离开红四军，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分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7）九月来信
红四军“七大”结束后，但红四军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反而更加严峻了。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议论又起，军心涣散，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红四军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此时，朱德和许多同志一样，已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可贵，红四军的工作的确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也离不开毛泽东。
7月中旬，陈毅奉命离开红四军，经厦门、香港辗转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8月下旬，向中央政治局做了忠实的汇报。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经过1个月的讨论。最后，周恩来委托陈毅代中央执笔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信中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并对朱德、毛泽东二人都作了恰当的批评，同时决定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九月来信，对统一红四军前委领导和全军思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胜利召开古田会议作了准备，为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未完结)
本期专家简介：汪泽老师
中天华溥副总裁，华东区负责人，企业管理咨询专家，6年企业管理咨询经验。具有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曾服务的客户包括但不限于：卓尔智联，中交集团，硅宝科技，广东广业集团，烽火科技集团，国泰集团，北京新航城控股，三洋铁路集团，湖北华电电力，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铁隧道，艺海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