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北故宫博物院将颜真卿真迹《祭侄文稿》借给日本展出，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大多数人对这种所谓的卖国行为十分痛恨。但是说句实话，虽然颜真卿算是在当代名满天下，但是其《祭侄文稿》到底有多值钱，艺术与文物价值到底有多高，其真迹保护形势有多严峻，其实绝大多数群众并不十分了解。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一是因为蔡英文在台独问题上的一意孤行，引起了绝大多数两岸人士的反感与唾弃；第二是因为中国近年对西方文化优越感的敌视，随着中美政治军事经济对决，投射到文化领域的结果。
我想，借与不借《祭侄文稿》到底对不对，是不是应该小题大做，其实真的很难说，按说由于书法作品的特殊性以及作品的久远性，确实不该将文物在较远的距离反复移动，这对脆弱的文物保护确实没有一点益处。有文物专家就提出比如《蒙娜丽莎》不用说走出法国，连走出卢浮宫都绝无可能。这是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谈论问题的。
但是又有一些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文物是艺术，艺术是全人类的，送到日本展览可以让更多喜欢书法艺术、喜欢颜真卿的书法爱好者一睹颜真卿的真迹，那么就是文物保护对人类的贡献，我们暂且将持这种看法的人叫做“文化国际主义战士”。但是话题可以一直延伸，这些战士们提出中国不能凭借文物保护之名把文物藏着掖着，使之不见天日，既没见保护的好也没发挥文物的作用。比如说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文物保护一塌糊涂，这些文物交给外国人反而比在我们中国手里更令人放心。
呜呼，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当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洗劫了圆明园，将文物大批运到大不列颠博物馆的行为可以归结为圣人之举，我们国家还要对英法两国致以真诚的谢意，感谢他们将我们的文物不远万里搬到英国保护起来，以让我们中国人的后代可以不远万里去英国看到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文物，而这种眼福恰恰是英国人不畏艰辛、不畏万难，一个英雄带着一小队敢死队，冒死来到中国来完成的世纪壮举。哪能说是世纪壮举，简直就是千秋万代、不世之功。
“文化国际主义战士”们打着国际主义的旗号，打着让更多的人享受更好的艺术的口号，为颜真卿真迹到日本展出这样一种不利于文物保护的行为辩护，其实仍然是一种民族文化不自信的心理延伸。这种情况在这件事上的反映仅仅是一个侧切面，恰恰是在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存在的更加根深蒂固。
比如有西方学者提出中国总宣称自己文化5000年的传承，但是首先中国的夏朝文化其实并不存在。他们认为夏朝文化由于没有文明遗迹被发现作为证据，因此这个朝代的真实存在并不能得到确认。这样中国一直宣称的5000年文化历史就大打折扣，就只剩下3000年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传承绝对算不上四大文明古国了，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可以休矣。在这件事上一直争论颇多，我国的大多数所谓有良知的正直学者也加入其中，站在西方学者的立场上辩护，全然无视60年前二里头遗址的发现给夏朝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并不信任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夏朝存在的历史做出过详细的论述。
现在的中国部分学者、甚至部分吃瓜群众一直认为中国的历史不严谨，中国的历史绝大多数被篡改，不能称之为历史，可信度比较低，这是西方作史者对中国的一个评价，这种观点也为部分中国的学者所接受与采纳。但是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对比一下中西方的历史观，就会发现中国历史的严谨性。中国的史官制度让中国的历史绝大部分都会有原始出处，在外朝上，每个大臣、每位皇帝曾经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发过什么敕令，都会由史官详细的记录在案，在内朝，此项职责就由太监来担任。在此基础上，后代依据前朝实录编纂前朝历史已经成为传统，这也是中国二十四史的来源，也为中国历史的传承作出的巨大贡献。
由于实录每日每时记载，信息量非常之巨大，使得全方面篡改原始记录不太现实与可能，成本太大，当代学者所认为的篡改事件只可能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出现—比如玄武门事变。即便如此，在中国历史上仍然有“孤证不成史”的说法，就是只有一个出处的证据不足以印证事件的真实性，必须要有其他的旁证才可以，这些旁证包含个人的笔记、小说、个人著录等，通过时间人物的对照，才能作为真实的历史展现给我们。玄武门事变被后人认为有篡改史实之嫌皆是因为后代学者的严谨考证。
但是反观标榜严谨的西方历史，由于缺乏基本的史官制度，大多数的历史真实都无从利用文字记载下来，而仅仅是利用所谓的历史遗迹来猜测，这种猜测除了遗迹，更多的是利用口口相传的传说、圣经记载、神话传说来佐证。而这种作史方式被中国部分学者奉为圭皋，认为非常严谨、可信度高。
这种赞西贬中、自我否定的文化行为，其实可以称之为“文化犬儒主义”。由于中国在一百五十多年来长期处于中西方对决的弱势一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最后变成了自我否定、自我贬低的行为，中国文化全面让步于西方文化，民族的文化自信感荡然无存。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经济与军事的发展不断冲击着西方的体系，这时文化自信的重新塑造已经迫在眉睫。可是有些人仍然在我们取得成就的各个层面来否定自己，不信任自己，仍然将西方的发展路径、发展模式、文化精神、人文水平作为全球公认的标准准则。这种思想与行为如果不是有意为之，如果不是背后推手，那么就是典型的“文化犬儒主义”。
中国在各个层面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之时，仍然会有部分社会精英自我否定，其实有着深层次的文化根源，除了东西方经济军事科技的对决，关键的对决其实就在文化领域，中国在物质层面与英美为首的西方开始有力抗衡之后，下面就将在中西方文化领域一决雌雄了，获胜的一方就是雄的，占有全球文明的主导性，失败的一方就是雌的，成为全球文化的弱势一方。在这一过程中，除了中国在近现代长期处于被文化侵略的一方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一百年前我们的社会精英给中国文化种下的恶果。
这些种下恶果的精英就是我们一直颂扬的民国大师们。这些大师大多数出国留洋过，后来又回国报效祖国，他们感受到中国的落后，他们沐浴过西方的文明，他们了解中国立宪制的失败、又经历过中国革命的反复无常，在寻找文明发展的道路上走投无路，将阳明心学的继承者曾国藩们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部抛在脑后，提出全面否定中国文化，引进西方文明。这就是当年大多数民国大师们的主要思维，无论是提倡议会民主的蔡元培、胡适之，还是提倡革命的周树人与郁达夫，都是如此，只不过双方提倡的西学方向不同而已。
打不过别人骂百姓、打不过别人骂社会、打不过别人骂祖宗，民国大师们就在这震耳欲聋的骂声中，骂没了中国文化的自信，也骂断了中国文化的传承。裹小脚当然不好，是封建禁锢女人的标志、男人纳妾也不好，是禁锢女人的恶制度。民国大师们骂出了习惯，开始骂古文、骂孔子、骂科举、骂文官制度、骂太监、骂古体诗、骂文言文，要说白话、写现代诗、穿西装、喝咖啡、搞婚外恋，最后甚至要将中国的汉字全部取消，变成西方的字母文字，说正是中国文字的复杂性不好认，才是导致中国百姓大部分文盲的具体原因。
这种骂声一直持续到世纪之末，由于计算机的出现，又有许多人认为由于中国汉字的特殊性无法适应计算机的字母键盘，中国将再一次落伍于全球的发展，再一次提出取消汉字的荒唐建议。可惜的是汉字输入法很快就能解决，这些遇到一点困难就吵嚷着打破祖先瓶瓶罐罐的做法并没有被再次提上日程。
可怕的是，这些骂完祖宗骂文化的人仍然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中站在神坛的位置，在庙堂与江湖被当做学者奉为至尊。可以说，这些人精神的长期存在，是中国文化自信建设举步维艰的最根本原因。由于这些大师们在那个动乱年代毅然回国报效、在对日的决战中毅然投身报国、在艰苦的岁月中毅然开坛育人，已经成为很多文人的当然楷模。但恰恰也是这些民国风骨令人赞佩，对其言论学问观点的怀疑就成为异端，这些大师的影响一直到现在，那些贬低中国社会文化、看低中国5000年文明的观点深深扎入了现代学者的心。
他们认为大师们都这么说的，这么做的，这么认为的，那么就一定是对的，给我们的现代人提出了启示，我们应该民主自由，我们应该开放包容，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文物运出国去，让全世界欣赏观看，我们甚至应该把我们的文物交给英国法国去保管，因为这是对全人类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如果有人反对将颜真卿的真迹送到日本展出，他们就会提出如果不是英美日将敦煌文物运走，恐怕我们当世就看不到他们了，并且民国某某大师就说过，敦煌文物放在英国，比留在中国更放心。
这种延续百年的文化不自信，在我们新世纪重新将民国大师们搬上历史舞台之后，又重新强烈的涌出，这些大师的言论与观点将对建设文化自信的中国带来极大的挑战。先树立一个权威，再以这个权威的话来否定你们，我们在文化建设上是否落入了这样一个无奈逻辑。所以，在中国未来建立民族文化自信的道路上，首先要打破民国大师们的神话般存在，就是论事，就时代谈论问题，防止利用大师们的观点，阻碍我国未来的民族文化建设的大事。
作者：张宏波 中天华溥首席专家，著名管理咨询专家，组织变革专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属建筑施工与房地产企业特邀战略、集团管控培训讲师，南开大学战略与集团管控兼职讲师，《企业软实力》杂志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