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要研究历史，会发现中国古代都城的位置大多集中在帝国的北方边境地区，如西周、秦、汉、唐定都长安，元、明、清定都北京，这两个都城在中国古代的都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建都时间长，所历朝代在中国历史中也相对重要。其北边不远处即为现在的内蒙古地区，而在古代，这一地区历来为草原游牧民族所占领，不在中原民族的控制范围之内。即使是北宋建都开封、南宋建都临安，那也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的统治边界南移，因此两个都城也基本都紧邻王朝北边不远的国境线。
因此，国都紧邻国境线是中国古代建都的一个基本规律，但同时带来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都城极易受到来自北方最强悍游牧民族的攻击，游牧民族的快马可以在日夜之间就直逼都城，威胁帝国中枢。为了抵御这种随时而来的强悍攻击，帝国在多个时期修建了万里长城以资防御，长城南侧是繁华的帝国首都，而一墙之外就是觊觎着帝国繁华，随时准备发起进攻的野蛮游牧民族。
历史也多次证明，在中国帝国时代，当时所谓华夏正统王朝的都城，不止一次受到过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攻击，其中最惨的一次就是明朝的英宗皇帝不幸成为了蒙古瓦剌部落的俘虏。而在明末的崇祯皇帝时期，北京城更是多次受到来自帝国东北部建州女真的攻击，自边境线出发，女真骑兵甚至在一天之内就能飞奔至北京城下，从而给空虚的都城防守带来极大的压力。
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疑惑，对于国内地域宽广的汉民族来说，历来不缺乏国土面积，在冷兵器时代自古就拥有极强的战略纵深，如果在远离北方游牧民族的内地建立都城，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游牧民族在短时间内直接威胁到帝国核心。毕竟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抢班夺权不是其发动侵略的主要目的，他们之所以南下，大多数是由于其时风不调雨不顺，草原生活难以为继，南下为了抢夺粮食，一旦得手就会马上后退。从另一方面来讲，自从唐宋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从北方逐渐转移到南方，此时的北方由于连年的战火与环境破坏，其经济生产已经不能支撑帝国首都庞大的开支，帝国中枢的主要开支都要远道从南方运来，从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因此，无论从军事角度分析，还是从经济角度分析，古代帝国的定都都是一个非最优选择，甚至可以说是最差选择，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要解释这一问题，让我们先来做这样一种假设。
如果帝国都城选址不在紧邻游牧民族的边境线，而是退回到更加安全的内地，这样皇帝就可以依赖战略纵深保护都城。凡是游牧民族的入侵，都不会直接威胁到皇帝的安全，即便是边境城镇被一举突破，皇帝至少还可以利用帝国的战略纵深进行一步步的抵抗，同时利用汉民族的反夷情绪来将侵入者赶跑，用毛主席的话说：让敌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浪潮中。但这种方法同时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都城内迁带来的防御空白由谁来填补，总不能任凭游牧民族在边境线上任意内外驰骋，那么大国颜面何存，百姓何所依附。所以，利用战略纵深来防御外敌入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坚壁清野，拒敌于国境之外才是根本。一般情况来讲，国家会派勇猛武将持重兵来镇守边关，防止游牧民族突破边关后长驱直入，这种边关重镇一般称为“边镇”。如果要使边镇能够承担起阻止外族内侵的重任，必须配以重兵，但是这就会带来边镇拥兵自重的风险。一旦朝廷中枢薄弱，边镇守将心存异心，有心自立，挥兵倒戈，造成的后果必然比游牧民族更严重，东汉末年的战乱和唐朝的安史之乱都是因为边镇拥兵自重、挥兵南下，从而给帝国生存带来沉重打击的鲜明案例。所以，帝国中枢即便不用防范外族入侵，同样需要手握重兵以震慑边关重镇，以防内乱。
因此，在帝国都城位置的选择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约束性条件，其一是无论帝国定都何处，都必须在紧邻游牧民族的边境上驻扎重兵，以防外敌入侵，不然必然造成游牧民族策马扬鞭，长驱直入，对帝国的腹地造成重创。其二是都城是帝国中枢的最后防线，一旦被人突破都城，皇权将要更替，这是皇帝的心理底线，因为即使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沦陷了，只要保着京城不破，皇帝在位，自有东山再起之日，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乏这样的例子，因此京畿之地自古是最重要的防御重点，也必须驻扎重兵，而禁卫军也历来是帝国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分。
如果选择定都内地，而在边境驻扎重兵以防外族入侵，那么带来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朝廷同样需要在京城驻扎相同数量的守军，以防边镇变节起义，突袭京城，而这种边兵的起义给帝国带来的冲击最强大，最容易造成王朝更替。因为边兵也是华族，改朝换代更容易得到民众的接受，而往往边兵发动政变的原因都缘于在位王朝比较腐败，造成民不聊生，边兵将领以替天行道、王朝气数已尽的口号作为起义的意识形态保证，造成的破坏行后果反而会比夷族入侵更为彻底，更容易得到民众认可。历史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经有过多种方式来避免外将起义给帝国带来的风险，包括唐朝的府兵制度（战争时兵从府征，将从朝派，将与兵之间没有裙带关系；战争结束后，兵归于府，将归于朝）、宋代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制度（兵驻于边，遇到外族入侵朝派出将，兵与将互不相识）等等，甚至发展出宋代文人将兵的极端制度。但是这些军事组织制度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战斗力的下降，唐朝在初期就面临着府兵制改为募兵制的强大挑战、宋朝更是因为军事组织战斗力低下带来了整个王朝积贫积弱的现象。
因此，边境防守与京畿防守分开的定都模式必然带来帝国总部对边镇的异地管控问题，在当时信息技术极为落后的情况下，长距离远程管控给帝国中枢带来极大的挑战，当时最快传递信息的方式是快马，往往边境的军事信息送到中枢需要十天左右，再经过决策后往往一个月就过去了，这样会大大降低决策的有效性。而边境军事形势瞬息万变，敌人的骑兵不会等我们的决策，因此需要边镇在第一时间做出军事防御反应，并且应该手中握有一定数量的精兵，并且有适度的调集兵将的权力，遇紧急军事情况时以资抵御。但是边镇守将到底应该具备何种程度的权力却是一个难题，权力放的过大会造成边镇拥兵自重，权力收得过紧造成帝国战斗力低下，形成典型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管控困局。
而京城安置在边境沿线，将使得而边境防御与京畿防御有效的结合起来，最大程度解决帝国管控中的难题。这样帝国只需要拥有一支最精锐的部队，同时防守着都城与边境，统管军队的太师是名义上最高的军事长官，将军队按照单位进行细分，由其来调动每支细分军队的控制权，而太师除遇到重大军事事件，并不会亲自出征，而是一直守在皇帝身边，皇帝能够有效的将其控制，不会带来佣兵自重的风险。这种管控思路的确定可以从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变迁的顺序得到证实，在周、秦、汉、唐四个主要朝代，帝国受到最大的外族威胁是来自西北的突厥与匈奴，所以当时的京城定都在更接近他们的长安，以便防守。而到了宋、明、清时代，帝国受到最大的外族威胁是来自正北方的蒙古、女真、契丹和来自东北的建州女真（满族），所以后来的京城定址在中部的开封以及更靠近东北边的北京。京城位置随战略防御重心的东移而随之东渐，也体现了帝国统治者在不知不觉中遵循了这一思路。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帝国之所以将京城定于更近于边境线的位置，主要是从防御游牧民族的入侵来考虑，虽然其更容易受到外族入侵的直接打击，从而时时处于危险境地，但是由于管控手段的缺乏，与害怕外族入侵相比，帝国统治者更害怕边境守将拥兵自重，从而在帝国内部瓦解其统治。所以我们看到，帝国的定都自有其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管控难题，而并非仅仅是某些方士民间所述龙脉的缘故。
